生态环境政治与当代国际关系[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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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组织大小、范围广狭，总起来看，各种ＮＧＯ在世界政治中扮演了越来越多、越来越活跃的角色。例如，１９９２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除了各国政府的正式代表外，另有１４００个ＮＧＯ的４０００多人出席了这次世界瞻目的会议，与此同时，在主会场附近，还有来自１６７个国家的２５０００名代表不同ＮＧＯ的个人，围绕同一主题举办了“全球论坛”；更重要的是，在里约同时召开的这两个大会，最后通过的文件都强烈反映了重要的国际ＮＧＯ对世界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见解。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中，有来自各国各地区的各种ＮＧＯ的代表９７８位，一些国家的官方代表团里也有部分ＮＧＯ成员。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些小岛国由于无法负担参加一些国际会议的费用，常常委托某些著名的ＮＧＯ的代表作为临时代言人；例如，太平洋岛国瑙鲁便是请两位环境保护组织的活动家代为出席在伦敦举行的“防止废料倾倒国际会议”。从生态保护领域观察，各种国际ＮＧＯ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除上面已经提到的以外，还可举出的事例有：协调世界各国沟通南北方对话，达成各种环保协议；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人类可持续发展概念对新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保护的各项具体工作；向国际社会和舆论揭露世界各地发生的破坏生态环境、违背有关协定的现象；努力揭示各国内部社会进步、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的过程同国际自然生态环境改善的内在联系；等等。 从发展前景看，国际ＮＧＯ在未来的活动范围及其影响可能会进一步扩张。原因之一是联合国的支持和鼓励。不少专家指出，ＵＮ实际上是ＮＧＯ的天然盟友，因为它们本质上都是“国际主义的”行为主体。现在，各种ＮＧＯ参与联合国的程度日益加深，联合国与一些重要国际ＮＧＯ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另一点原因，是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未来一段时间还可能进一步增强的世界“缩小和碎片化”趋势。目前的种族主义急剧上升、国内冲突大量外溢、国际干预不断增强、各国内部动荡不稳等现象，具有明显的跨国界跨地区特点；在电视等传媒的作用下和人们的日常感觉里，这个世界不仅变得越来越小，而且更加支离破碎，原有的维系手段和尺度却在日益失效。在这种情况下，各种超国家的、跨地区的、次区域的、纵向横向的ＮＧＯ显示出强劲的崛起势头，迅速填补了或力图填充民族国家衰败后的某些真空。所以说，国际政治不仅不再是、而且越来越不止是国家间政治，如未来学家托夫勒指出的那样，它是２１世纪的大趋势之一。此外，也不能忽视ＮＧＯ成长壮大的社会内部原因。市场化潮流使市民社会的发育成为难以阻挡的过程，它在令各国认同法人规则、产权规则和竞争规则的同时，给予个人、团体、利益群体自我表达的机会，使政府的调控及整合能力受到这样那样不无益处的挑战。因此，ＮＧＯ的境遇以及它能否与政府建立建设性的批评伙伴关系，是全球市民社会成熟与否的一个象征。从各国历程观察，比较有弹性有包容性的社会，会有比较多有特色的专业化的ＮＧＯ，会有更丰富更生动的多种行为主体互动的画面。同理亦适用于国际社会：比较和平、稳定与发展的时期，可能有国际ＮＧＯ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有特色的“补空”方式。［注１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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