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毁灭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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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后发展国家，资源有限而人口众多。我以前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每次革命的诉求都是“均贫富”，我现在想明白了，在一个人均资源极其有限的国度，如果社会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社会财富过于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就意味着很多人被逼到资源极限构成的死亡线，没有回旋余地，只可能走投无路，揭竿而起。黄仁宇、何清涟等人在研究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起源时，指出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小农经济国家，却饼地资源有限，一旦出现耕地资源被过于集中垄断的现象，民间必定怨怼丛生，如果再有天灾，耕种欠收，就只能“吃大户”或以暴力形式“分田地”，所以历代封建王朝为稳定自耕农，均采取“抑兼并”的政策，压制豪强，防止土地过于集中。如太平天国起义就是因为清末人口激增，而另一方面贪官污吏地主豪强不择手段聚敛财富，再加上灾荒，农民无法养活自己，饥俘遍地，流民大增，终于导致大规模的流民暴动。另加中国历史上天灾与人祸紧紧关联的事实显示，历史上的政治问题总是与生态问题紧密相关的，而中国历史上的平均主义思想传统根深蒂固，自有其深刻的原因。它不是什么劣等民族的种性遗传，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恶劣生态条件下难免的思想文化产物。 生态从来是一个公共而非个人的问题。自由主义强调个人主义，又把人单一地定位于“经济人”的范畴，尊祟每个人的“利益最大化”，按马克思的说法，这是把一切关系都变为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而忽略了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忽略了人与人、人与社会、还有人与自然本质上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在这一点上，生物基因工程的研究已证明：虽然人有其自私自利的一面，但人又是与他人血脉相连的，如有共同基因的人之间非常容易产生亲近感。至于生物考古学，更证明人是群居的动物，证明人具有“群性”与“公性”的一面。而自由主义过于强调人的私性，夸大其冲突与争斗，并予以鼓励，从而最终破坏了人类社会关系以及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导致了社会与自然双重的环境恶化。我们不能否认，历史上同样提倡“群性”与“公性”的社会主义实践也屡屡破坏生态环境，同样需要认真地反省与批判。但那种“超英赶美”式的实践无非是国际自由竞争格局中的被动反应，其“进步”与“发展”的基础观念也与自由主义同出一源。当这种实践逐步蜕变为．“化公为私”的官僚集权现象，它不但损害了个人利益，也同时取消了公共性，即“群性”与“公性”的丧失。如果我们以自由主义的私利至上来清算那一段实践，那不但是药不对症，更是以暴易暴，因为重建公共性是我们总结历史教训的知识基点和道德前提；把伪装了的不公正变为公开和合法的不公正，与这一前提毫不相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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