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村治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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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治不仅仅是田间地头的事情。如果仅仅通过村民自治的渠道，尚无法把农民的利益反映到诸如“入关”谈判这样的决策过程中去。农协组织，或农协参与的组织却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以澳大利亚农场主联合会中谷物委员会下属的小麦管理委员会(也称小麦局)为例，法律规定设立一个由11人组成的理事会，其中主席一名(必须是小麦种植者)，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代表一名，小麦种植者代表5名（每州一名），由联邦初级产品能源部任命的专家代表4名，其中一名必须是小麦种植者代表。这个理事会的成员由澳大利亚谷物委员会推荐，联邦政府初级产品能源部部长任命。如果部长认为谷物委员会推荐的成员不合适而不予任命，则由谷物委员会重新推荐。对小麦管理委员会理事会的成员，部长只有任命权，没有推荐权[ ]。 如今，美国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大多通过民间非营利组织发放，不仅为了提高效率，也有利于规避WTO的限制和禁止性条款。本文前述的美国新奇士橙协会，其资金大部分就来自美国政府对果农的退税和对农业的预算补贴，一小部分来自会员缴费。类似的协会已遍布美国，如华盛顿苹果协会、美国小麦协会等上百家。又如农技推广机构，在国外通常采取非营利组织的形式，在加入WTO之后，政府仍可予以资助，这是各国保护农业的重要途径，也符合WTO的绿箱政策。 农协的层层组织，自下而上，不宜采取“民主集中制”，而应发展类似“联邦制”的组织形式，借助各种纽带包括企业集团式的股权或契约纽带，联为一体。这类网络化组织的产生与发展，将大大拓展中国农民生活的公共领域。如哈贝马斯在分析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时，特别强调了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各类自治组织的作用。他认为，资产阶级公共生活在促使欧洲国家公共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分离，培育资产阶级主要的民主原则方面功不可没[ ]。就我国的实际来说，现有工会、青联、妇联、工商联等全国性群众组织，而农民作为中国最大的一个阶层，也应当有自己的组织在中央和地方各级决策过程中反映自己的诉求，以利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所以，村治整合的要义，不止在基层，更在基层之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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