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村治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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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从人民公社解体以来，有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设置及其地位，有关规定较为含糊，莫衷一是。1982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认为，生产队和生产大队是“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有必要保留。中共中央又在《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主张政社分开后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应“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设置，形式和规模可以多种多样”，其名称可以叫“农业合作社、经济联合社或群众选定的其他名称”，同时规定这种经济组织“可以以村（大队或联队）为范围设置，也可以以生产队为单位设置；可以同村民委员会分立，也可以一套班子两块牌子”。1987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文件中指出：“目前在乡一级，有些根据政社分开的原则设立了农工商联合社等机构；在村一级，有的单独设合作机构，有的则由村民委员会将村合作社与村自治合为一体”[ ]。事实上，调查显示，名为“农工商联合社”的合作经济组织在乡一级，有的“取消”了，有的则“名存实亡”，并没有机构存在了[ ]。在村一级，少数地方是一套机构、两块牌子；两套机构人马、两块牌子的更为少见；大多数地方，则只有村委会，没有另行设置（哪怕名义上的）村合作经济组织。即使在那些自称已经建立或保留了（村级）“合作社”的地方，那里的农民往往也是只知有“村委会”，而不知有“合作社”[ ]。从过去的“生产队”演化过来的“居民小组”，从“生产大队”演化过来的村，已经成了“集体经济组织”的代名词，以便在名义上，拥有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 ]。 现在想来，改革之初在推行家庭承包的同时，不忘强调“双层经营体制”与“集体经济组织”，恐怕更多出于政治上的顾虑，唯恐被指责为“私有化”、“回头路”，所以差不多是“虚幌一枪”。这与今天面向市场经济所呼唤的农民合作组织，背景和意义迥然不同。 在村一级，传统意义上的集体经济组织现已有名无实。“村社合一”也好，有村无社也好，原本只要在意识形态上勉强能够自圆其说，应可安然无事。但自一九八零年代开始，大量出现的村办企业，往往也假以“集体所有制”之名，这就使得问题复杂化了。这些企业不少是向村民集资或举债兴办，还有的动用了集体积累乃至征地补偿款等资金来源。有的村办企业甚至涉足金融、房地产等投机生意（在南方似乎并不少见）。可是，姑且不论及腐败的问题，市场本身也是风险莫测的。一旦经营失策、周转不灵，某些村因为村办企业的缘故，负债数千万，人均几万、十几万，亦不罕见。当然，也有的村则是建学校、公路和水利设施，或者干脆是为了借钱完成迫在眉睫的上缴任务，导致负债累累，积重难返，恶性循环，竟然有村支书不堪重负自杀的[ ]。1997年农业部对10个省份的调查就显示：乡级平均负债约400万，村级平均负债约20万，如今最严重的个别乡负债4000万[ ]。这种乡村债务危机，特别是村级债务，成因固然非常复杂，我们这里仅考虑其中的一个方面，即村民委员会与新生的“村办集体企业”的关系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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