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百年回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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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年代中后期主要是围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和人口流动及其所引起的社会变革而进行的农村社会研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解决了生产动力问题，使生产得以迅速发展，一举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的粮食紧张问题。但是，随后而来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日益突出。数亿农民堆积在有限的土地上，这种“过密化”使我国农村依旧没能摆脱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状态。可贵的是改革开放后农民身上迸发出来的巨大创造力和想象力并没有就此打住，农村剩余劳动力以“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和“离土又离乡”所形成的席卷全国的“民工潮”形式，开始了中国农民反“过密化”的历史进程，并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两大热点。 其中关于农民流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当前农村人口流动的基本状况和总体特征，如袁亚愚的《中国农民的社会流动》；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动的条件和原因，如黄平的《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农村人口流动的组织化问题，如王春光的《社会流动与社会重构——京城“浙江村”研究》；农村人口流动的影响，如杜鹰等的《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农村人口流动与城镇化，如辜胜阻等的《当代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尽管关于农村人口流动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然而从学术分科来看，已有的努力基本是由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学者所作的，而这与农村人口流动之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全方面的影响是不相称的。 3.90年代开始围绕村民自治兴起的农村政治体制研究。村民自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一个较深入的领域。村民自治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授权方式，由自上而下授权变为自下而上授权，体现了现代法治和民主精神。村民自治推行的原因，一是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利益格局发生变化，农民成为利益主体。干部由人民公社时期的给农民转为向农民要，因此，干部必须重建合法性权威，即向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向群众负责；二是在集体经济背景下，基层干部掌握着一定资源，由于意识形态控制力的松驰，干部可能利用政府和集体名义搭便车，从而造成干部与群众、国家与农民关系紧张化。为此，国家实行村民自治，运用民主方式重建国家权威，并通过民主所动员的民间力量监督基层干部。这样，在农村基层，国家的体制性权力虽然上收到乡镇，但功能性权力却深入到基层。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在农村迈出的步子较大，原因是农村处于国家权力的末梢，村民自治的可控性较强。但是自村民自治推行以来，对村民自治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起初有人担心村民自治会削弱国家权力，引起农村的政治不稳定，这也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长期处于试行的原因之一。即使是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于1998年11月4 日正式通过后，人们仍然存在疑虑，担心乡村民主能走多远。争议的存在促使争议各方都努力从村民自治的理论与实践中寻求于已有利的证据以证明自己或证伪对方的观点，这种努力推动着村民自治研究的不断深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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