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百年回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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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弦弓村是一个农业加手工业的典型社区。费孝通通过调查注意到农村中农业、家庭副业和乡村工业的关系。在他看来，传统中国农村经济具有工农相辅的内涵，农业和手工业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时间。现代化不是凭空而来的，要在传统的底子上建设。中国农村的发展必须注意到传统力量与新的动力具有同等重要性，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不会是西方世界的复制品或者传统的复归，其结果如何，将取决于人民如何去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这意味着中国的乡土重建既不能复制西方，也不能复归传统，而应在传统力量和新的动力相互作用下依靠民众去解决。 通过一个村的深入调查和研究，费孝通准确地把握住农村的基本问题，认为“中国农村的真正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4]（p200）。 从这一意义上，费孝通赞成中国共产党以制度革命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的主张。但他认为，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平均地权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农村问题，最终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恢复农村企业是最根本的措施”[4]（p202）， 即走乡村工业化之路。这种农村企业就是深藏于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生产方式中的“草根工业”。 回国后，费孝通与张子毅等人一起，调查了昆明滇池附近的禄村、玉村和易村，并先后写出了《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和《乡土重建》等以农村社会学为主题的理论著作。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深入解读了中国传统社会，认为中国是乡土性社会，乡土社会的核心是“土”，人和土地的关系构成中国的特殊性。他总的思想是，以工业重建乡土，进而解放农民，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并最终解决中国问题。改革开放后的实践证明，其思想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国外力量的介入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出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本世纪上半期，一些外国人也开始涉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这种研究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学术性研究。这主要是当时一些在大学任教的西方学者运用西方社会学理论对中国乡村进行的学理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1920—1925年，金陵大学农科教授卜凯对中国7省17县2866个农场进行了为期五年的详细调查。1933 年他出版了《中国农家经济》一书。他通过调查发现，中国的贫困在于农场面积的零细，生产力的薄弱，总根源是人口过剩，人口过密。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是实行人口节制。 1925 年上海沪江大学的美国学者库尔普（ DanielKulp）带领攻读社会学的学生对广州潮州凤凰村的家族进行了调查，并撰写了《南部中国的乡村生活：家族主义的社会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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