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百年回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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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包产到户的探索。由于粮食生产和供应的日益紧张，一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并得到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中央领导人的支持。 二是坚持人民公社体制。毛泽东起初支持包产到户，是将其作为权宜之计。他的基本思路是坚持人民公社体制。认为人民公社的主要问题是一平二调，核算单位太大。主张通过调整，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和报酬脱节的问题。随着党内愈来愈多的人赞成和支持包产到户，特别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由过去坚决反对到支持包产到户，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认为这与人民公社体现的平等理想背道而驰。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可以大体平均；包产到户一小二私，会出现两极分化。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将包产到户上升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不仅激烈批判包产到户的主张，而且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最后发展到“文化大革命”。 由于这一时期农村和农民问题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除了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的主题外，到1979年前，在中国境内有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基本停顿下来。 与国内研究的基本停滞相比，在这30年中，国外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倒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 ）旅美华人杨庆ｋūｎ＠③根据自己50年代初在广州郊区鹭江村的调查写成的《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一个中国农村》（1959）。（2 ）威廉·韩丁根据他对人民公社时期陕西长弓村的再度调查，出版了《身翻：一个中国农村的继续革命》（1983）。（3）1975—1978年， 美国汉学家陈佩华（Anti Chan）、Jonahan Unger和Richard Madsen 对广东陈村的研究。他们三人对26位流入香港的陈村知青和村民进行了223次深入访谈， 撰写了《陈村：毛泽东时代一个中国农民社区的现代史》（ 1984 ），Madsen 还利用这次访谈的资料撰写了《一个中国村落的道德和权力》（1984）。这两本书对陈村的社会权力结构和干部权力的道德基础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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