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研究村落公共权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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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是别人认为搞不了理论研究的学者才搞农村社会调查，这两年许多钻理论钻的很深的人也开始扎村入户了，这种现象怎么解释？是个人研究旨趣的演变还是研究环境变化的压力使然？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悖论：农民本身并不具有学术的深刻自觉，为什么还要求调查者具备深刻的学术素质呢？ 农民生活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富矿。正如植物学家偏爱落差大的山林地区，不同的海拔线上分布着各种植物类型，易于采集标本进行比较。社会学的魅力更在于，标本的特征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的。农民请你吃肉并不必然证明他富，只是表明农民或当地的传统好客；农民家里没有冰箱并不表明他穷，许多农村中小企业老板不买冰箱，是因为可以节省请客的饭钱：来人了拿个篮子上街割肉去，你拦也拦不住，转一圈回来说不巧肉卖完了，那么炒个鸡蛋也说得过去了。农民不具有学术意义上的深刻自觉，不等于说农民对自己的生活没有深刻感受和理解。 你所谓的悖论实际上是学界内部人的思想片面性：认为研究材料具有理论形态才是搞理论，即研究滕尼斯的“社区”与“社会”是社会学理论；研究材料是生活现实的便是实证研究而不是理论，即研究中国农村的社区（村落）与社会不是理论。这种评价不能成立。是否理论研究的界定标准不在于研究材料，而在于研究工具；使用常识来研究常识不构成理论，说白了叫聊天。现在有一个关于蛤蟆的研究课题，完成的调查报告是“一个蛤蟆一张嘴，俩个蛤蟆八条腿”，调查者确实去蛤蟆窝看了数了，描述也是真的，但是这样的调查报告无法进行社会学的理论定位，它没有反映社会学的问题意识。使用规范化的概念工具来研究常识就具有了理论的品格，当然是理论研究。研究农民没有理论背景不行。把握农民对于生活的深刻认识事实上构成了农民研究的学术底蕴。 农民对于社会生活的深刻认识往往不是通过学术型的规范语句来表述的，而是通过农民的思惟和行动来证明的。这种证明不是语句在起作用，而是被深刻认识的社会关系在起作用。当代民族人类学的研究要求研究者的思惟角度和表述方式有相应的转变，要完成从他述向自述的的转变。从表述方式上就是要从“我认为”转变到“我发现”。因此要区分三种真实：一是农民表述的真实，二是农民行动的真实，三是农民意义的真实。这三个层次的真实都是分析研究的必要资料，但作为形成归纳和分析结论的材料却只能属于第三层次。研究者对于农村的参与观察具有共时性（synchrony）特征，但研究任务是要以共时性的有效沟通与认同为中介进而发现历时性（diachronic）对于农村社会生活、分层和习俗规范的构造和影响，这里的历时性可以定义为：习俗对个人和群体的影响制约＋个人行动的价值判断＋被村落文化所校正的生活意义积累。这样的研究才属于农村社会学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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