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研究村落公共权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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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农村中已经有的制度积累应该在农村的社会关系和语言中去寻找，1996年我们在河北调查一个村，村中有句话叫作“紧睁眼，慢说话”， 这句话越捉摸越有意思，反映的是村民的日常生活常识，也是对大村亲缘网络交织形成的社会关系的一种自利性的理性认识。对于村内某人某事的任何判断评价所引起的连锁反应都可能远远超出评价者的最初预料，评价者必须承担与此有关的连带责任，因此村内人平常出言务求谨慎，不但要看听话者，而且要看到他背后的一级二级三级直到n级关系网，要估计到听话者可能扩散给何许人，要精确估计听话者和扩散范围内所有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要顾及到这个网络对说话人的反应和形成的利害关系。如果一个城里人到这个村问话，发现老乡反应极慢，就告诉咱这个村的人反应慢，只说明城里人不懂这个村的规矩，他不知道农民回答问题时大脑运算要处理的数据是PⅡ级的，要比城里人大得多。城里人感觉农民反应迟钝之日，正是自己犯傻之时。你别看农民张着嘴半天合不上，眼珠转得慢，那个降调“噢↘”使你永远分不清他是听懂了还是没听懂，其实只要他有兴趣并真下功夫，他能把你装口袋里卖了。1992年我们到农村调查，县里干部向农民介绍我们是“中央来的”，只见旁边蹲着晒太阳的一位青年农民脱兔般蹿起，过来抓住手乱摇：“啊呀，中央来的？邓小平身体好不好，回去给他老人家带个好噢”。同行的一位大报记者很感慨：农民对邓小平的感情真深啊！我只是淡淡地回答，我们是中国社科院的，下村来调查。从农民说的话和他的体态语言（放肆的握手，斜抛的眨眼）构成的完整语境中，我解读的是如下不屑：“什么中央来的，不知住在北京哪块旮旯里混事儿，你见过邓小平么”。对此语境的深入分析当然还需要涉及这位农民的知识背景：如大众媒介传播造成信息的同源共时导致了知识水平的平视；社会流动使他有机会到北京卖菜，从而对首都各个职业的群体意识乃至群体无意识已经有所了解；他接触的一些上级单位或准上级单位下村干部的装腔作势已经扫荡了他对上层的神秘感；等等。那位记者是认真倾听的，但确实是在误读。不是语言学意义上的误读，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误读。这样的记者干别的可能绝对出色和敬业，但至少跑农村线不合适。当了解了“紧睁眼，慢说话”这句话的意义生成背景，你还会以此推论来解释为什么让农民接受新事物他很谨慎，但你要骗他却很难，这就是沙宁所说的农民的“疲软武器”。农民在保护自己方面的智商积累要比城里人发达得多。这句话与这个大村内部的亲缘结构密切相关，这句大白话就很有社会学的理论意味，对这句话的描述、转译、分析就可以写成一篇社会学论文。 现在对于中国农村社会学的研究面临着一个新的突破，方法论的和经验层面的预设的突破。现在社会各界使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用来研究农民和农村的很多，如1998年3月经济日报为两会报导对于农村的调查已经开始采用了入户的方式，要求记者与农民同住，并以与房东合影为证。因此社会学对于农村和农民的研究不能在低水平上简单重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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