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研究村落公共权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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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是这样。经济能力在决定村落内部农民之间的家庭地位和行动能力及社会影响力方面有重要作用。但是即使在相同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条件下，农户的经济支配能力和影响能力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主要表现是不同行业的就业收入结构对农民收入质量有重大影响。这是激励农民流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位农民以自己在北京卖菜、妻子在家务农的收入体会为例，比较了“纯农业”和“打工”两种收入结构的质量差异：设两农民年收入都是2000元，其中农民甲是纯农户，纯粹依赖农业收入，生产1250公斤小麦折算收入2000元；农民乙是第二兼业户，生产125公斤小麦收入200元，打工6个月收入1800元，总计也是2000元。他论证了甲、乙的收入是有差别的：其一，乙虽然人均年收入与甲的折算水平相等，但由于劳务工资按月稳定发放，可以适时地支持家庭和个人消费需求，而纯农户农业收入在性质上是“产值收入”，由于农产品卖难往往使农民甲的可支配现金收入（可以定义为农民的生活费收入）低于统计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可以定义为农民的产值收入）。其二，即使假设甲、乙各自收入能够全部兑现，由于两种收入结构存在兑付的时间差、次数差，纯农户收入在时间上是“年终收入”，甲与乙相比甲还是损失了利息收入[35]。因此，在研究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时，不能仅注意农民人均收入的数量比较而忽视其结构分析。其实农民在考察自己与村落权力关系时，你也会发现农民进行类似计算的经济理性。 我的基本观点是，在深入农村的调查中，需要通过倾听农民了解表述的真实，需要通过观察农民获得行动的真实，需要通过体验农民把握意义的真实。这对调查设计、调查过程、调查工具、调查者的理论素质和工作态度都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这种时代要求为社会学参与农村发展与农民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接口。 你参加过村委会换届选举的全过程，你的“在场感”是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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