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研究村落公共权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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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研究包括你说的内容，但并不是依据你所说的村级组织形式分类来定义村落权力类型。我在1994年开始研究农村基层组织时也是首先从农村现有组织的形式分类入手，但在后续研究中感觉对于村落权力的形式分类不利于说明村落权力的整合和各自组织的实际功能。在目前研究中我对村落权力的定义是：以村落为单位反映的中国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体制性权力与村落内生性权力的互动和整合。我说的村落是以自然地理为基础的经济地理和人文活动中心概念；我说的权力包括权力的类型，关系及其生成。我力求在分析的起点上能够和村民日常生活的常识对话，在研究的终点上体现为规范的理论建构；分析的逻辑过程来使用规范的概念分析工具来解构农村日常生活中的权力构造和运行，了解村落内具有哪些资源，其中哪些是有重要意义的资源，哪些重要资源和村民权利发生关联，哪些重要资源受村落权力支配；村落权力是如何动员资源，如何决定村落资源的配置方向和使用规则的。研究村落权力要对比制度规范和生活内在逻辑的关系。我对自己研究的要求是：资料和结论必须对现实有解释力，研究必须建筑在科学的领域之内，方法是要对村落权力实行奥斯汀所说的“哲学的实地考察”[4]。上述的意思是要回答你：农村现有组织的形式分类只是我分析农村权力建构的切入角度，我的任务是最终要说明它，而不是在研究一开始就作为论据来使用它。 研究农民一般以农户为分析单位，村落公共权力属于结构，结构研究与农户研究是什么关系？ 研究传统社会的农民多以农户为分析单位，但并不局限于农户，也涉及到农户与村落权力的连续谱系，本世纪以来对于乡绅在农村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和保甲制度的研究，对于家族、氏族和房（自然村）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就农户与村落权力关系而言，解放前、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有质的变化。解放前农村的制度特征是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和农村土地地主所有制，土地买卖兼并；计划经济时期的体制特征是公社体制对于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和生活要素的全部控制，农民没有流动的合法性。改革开放以后，农民有了生产经营权，依次开始了资源选择、效率选择、职业选择，村落权力对于农民的意义和与农民的关系就展现了前所未有的互动深度。当农民面对非农产业发展时，当城乡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时，农村中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的使用价值就增加了，农民对于村落权力支配各类资源的传统、方式和规则就敏感起来，村落权力对于农民发展的意义和重要性就突出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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