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研究村落公共权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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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研究的魅力在于提供了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连续谱系。不能只是泛泛地讲农民是小生产者，要用农民的群体分化和社会行动特征来证明这一理论标签。行动构造关联，行动赋予生活世界以意义。研究农民是一个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有很强实践性，指导意义，也很有意思的题目。不仅需要从感情上接近，从资料上整理，而且要从文本规则与生活规则的参照比较中发现不足和缺失之处，在现实生活中去发现、还原和再现。因此需要深入地研究农民生活要引入人类学的“深描”概念，仅使用概念分析工具和应用以往的逻辑是不够的，需要在事物的动态成长和历史背景中来看问题。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对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地位已成共识，由此可以推论，只要给农民放权，农村经济社会就会发展。 这样表述没有准确和完全反映现象事实与内在规律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归纳在方法论上是个体主义，在思想史上属于民粹主义[9]。虽然将农业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质，但是不能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仅归结为对农民放权，经济体制改革的放权只是构成农业生产的家庭经营的动力基础，并不构成农村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基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固然提高了农民劳动生产积极性和提高了农业产量，但根本意义在于奠定了优化资源配置效率至上的产权关系和社会基础，使农民对自己的生存价值和社会位置与自己的追求和努力联系起来，这正是社会学所说的社会地位与财富的积累由先赋性向自致性转变，这样使农民的生产生活摆脱了村落的自然地理局限和种植业局限，农民的社会地位和发展空间开始以整个社会为舞台，这个舞台改变了农民思考问题和对自己生活意义定位的传统狭隘眼界，促使农民的劳动在与市场需求更密切的结合方面寻找和开拓可能的和潜在的发展空间。当使村落内部资源适应市场的深度开发，当以自己已有的资源存量与村落外部要素结合从而走向农村以外的社会时，农民会立刻感受到村落权力对于农民发展的重要性。正是有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一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建设性关系才真正提上日程。今天探讨和研究农村村落公共权力不仅有了理论的重要性，而且和农民的个人体验有了沟通和交流的现实可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个人行动者和社会结构的关系，社会结构影响又是通过组织权力和体制约束表现出来的，因此要分析农民对于社会学来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瞄准农民行动和行动所嵌入的社会背景，透过村落权力揭示和反映农民行动和体制约束的关系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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