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企业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中国工业化城市化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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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卑贱者最聪明”，此话用在农民头上，确可以引申出一些经济学含义。黄仁宇先生早年就对农民的经济理性给予高度肯定。1949年后，农民虽不曾享有国家提供的医疗、失业和养老等社会保障，也历来在升学、参军、招工、提干等方面低人一等，又身受“剪刀差”的掠夺，但仍然百折不挠地怀有生活的热情和希望。中国改革，正是始于农村，不是说，“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吗？承包到户也是农民的“创造”，只引入了少许商品货币关系，就一举解决了中国的粮食问题。而农民的企业家精神，又何尝在“市民之下。有人做过一番研究，对比北京的中关村和浙江村（浙江人在北京南近郊一带聚居起来，做各种生意），结论是：浙江村比中关村更接近现代经济体系。 在人多地少矛盾日益突出、农业比较效益日渐低下的情况下，农民纷纷外出谋生，亦在情理之中。最为离奇反倒是，据说经过“土改”和后来的“分田到户”，农民得到了土地，意味着翻身求得解放，而今却连放弃土地的自由也成了问题，事实上无异于强迫劳役制。因为如果索性弃地不种，也得照样承担各种税赋：工人尚可以下岗拿最低生活补助，农民若是“下岗”反倒要每年净贴一笔进去，更不存在主动辞职或被辞退、开除的可能了。在其自谋出路的迁徙和就业中，又时时处处遭到歧视性的等而下之的待遇。很多人疲于奔波旅途，徒然耗费经济资源（想想春运高峰吧，还有一年一度的民工潮）；种种身份上的束缚令他们举步维艰。外来民工往往又被排斥于当地主流社会之外，难免沦为犯罪的高危人群，个别人直至铤而走险，这容易进一步引起本地人不加区分的歧视和敌意，必然造成社会治安上的恶性循环。 （但户口制度的受害者，也不仅仅限于农民，城市居民，包括大城市居民，概莫能外。只不过后者尚享有体制内的各种补贴和特权地位，而常常沾沾自喜并以优越感示人，浑然不觉所已丧失的机会和利益为更多。打开各地的任一张报纸的任一则招聘广告，几乎都有本地户口的要求，今人啼笑皆非的却是，取得户口的前提往往又是先已被当地单位录用，这种死循环致人于无望境地。当然，不乏少部分“精英”最终突破了上述种种束缚，但他们本人和这个社会都付出了过高的代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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