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自然与境界--论成玄英的《庄子疏》
发布时间： 2003-2-2 作者：李大华
有关《庄子》的解释，迄今逾八百种之多，但在历史上有两个里程碑式的解释，那就是郭象的《庄子注》和成玄英的《庄子疏》，以至于只要谈到庄子，就一定会联想到郭象和成玄英，在原创者与解释者之间建立起了某种自然联系。郭、成二人的解释之所以有此地位，原因在于这二人对原点典精神的吃透，以及他们有个特殊的解释背景和方法。在某种角度来说，后者甚于前者。我们或许不能冒昧地说古往今来的贤达对《庄子》精神吃不透，但能够说因为方法和解释背景的不同会对解释对象形成不同的结果，尤其是原著的细微与值得玩味之处。一种合理的（暂且不说“好的”）方法会由此开出新的天地，这新的天地或者是原典所寓涵、所寄寓，而没有展现开的；或者是原典所未有，而解释者借以创造和开示出的，必要时甚至故意地误解（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这种情形）。无论在这两种当中的哪种情况，对后来者来说，都是需要从新解释的，即解释解释者。不过，本文并不打算从事这个任务，而是欲从解释者的解说中看出其真实用意并剥开那个境界，再从中看透那个时代的精神所向。所以，我的任务与解释解释者搭边，而不是全部。
一 适性自由
自由一词出现在唐代，已不是个别现象，王玄览曾反复申述这个概念，如说“死不自由死，死时由他死，死后知见灭，此灭并由他。”又说“死不自由死，死后由他生，知见由我灭，由我后不生。”[1]司马承祯说：“留他毫发事，难得自由心。”[2]应当说在那个时代自由已经是一个普遍性要求。这个普遍性要求来自两个方面的推动，一是唐代强大、开放和多元的政治局面，为个性的解放预留了广阔的空间，使得个性化的追求成为社会可以理解并变成合理的要求；二是宗教的多元并存与繁荣及其对生死处境和精神超越的关怀，把个人解脱摆到了一个令全社会都关心的程度。不过，如此的一种普遍性要求也从未变成社会的行为，自由始终都是个人范围的事，故而唐代人所说的“自由人”，就不是法权意义上的自由人，人在社会生活中从来就不是自由的，所以，才需要追求自由。这个观念从庄子那里开始，就逐渐形成了一个思想的传统，庄子所说的“逍遥”，就是“自由”的另一个说法。成玄英解疏《庄子》，自是承传郭象，又别开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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