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与日元》导言：日元升值综合征[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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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布雷顿森林体系汇率平价保持稳定，并且美国经常项目出现盈余，如同五六十年代大多数时期的情况那样(参见第7章)，美元汇率就不会受到贸易保护主义压力的影响。这是支撑汇率平价的重要力量之一。但是，1968年以后．美国通货膨胀率上升，批发物价相对于德国和日本不断攀升，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增强(第4章)。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坚持要求美元对其他主要工业国货币贬值。同年12月，美元对日元贬值约17％。尽管当时人们还未充分理解，但该行动实际上已说明美国不再承诺稳定汇率平价。 但是，美元一次性贬值不能缓解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70年代未，美国政府对进口钢材实行“触发价格”(triggerprice)。此举与“自愿出口限制”到期后，美国钢铁公司提出的大量反倾销诉讼紧密相联。这些诉讼针对所有外国钢铁制造商，尤其是日本制造商，前后贯穿整个80年代，并延续到90年代。随着日本工业产品日益复杂化，在贸易领域，美国政府的目光越来越集中在日本身上。日本对出口美国市场的自愿限制激增，70年代开始影响电视机产业，70年代至80年代波及机械工具，80年代轮到汽车。美国商业部的一系列作法，使美国公司越来越容易证实其针对外国企业，特别是货币升值国家[3](如日本)企业的倾销指控是成立的(Krueger 1995)。 80年代中期以前，各国政府为缓解对美贸易压力进行协商，结果“自愿”实行专门的出口限制。这明显违背关贸总协定的宗旨，但却没有与其中任何一项具体条款相冲突。同样，民间的反倾销诉讼可能会与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相一致。但是，美国商业部评估外国商品在美售价的程序过于繁杂，反倾销诉讼(无论输赢与否)给外国公司造成难以置信的账面损失，以及判定美国制造商遭受损失的标准一降再降，这些都与关贸总协定的精神不相符(Krueger 1995)。 但到了80年代末．由于国际共产主义势力对美国经济与军事不再构成威胁，美国总统更难以压制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利益集团，他们在国会有势力强大的代言人。到1988年．美国越来越飞扬跋扈，自行其是，把游离于关贸总协定之外、现在人们通称的“超级301条款”在贸易法中固定下来。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在《美国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悲剧》(1995)一书中指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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