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严厉打击内幕交易是维系投资者信心、推动中国证券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的必要条件。目前，我国的内幕交易执法主要存在以下问题：首先，证券监管目标的偏差。长期以来，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成了证券监管的使命和第一目标，直到2000年，周小川主席才提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是我们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目标决定行为，如果不将保护投资者利益作为首要目标，证券市场的公开、公平和公正原则就难以真正实现；其次，证券监管主体的非单一性，削弱了证监会监管的权威性和效率性，进而导致了“行政惰性”；再次，证监会缺乏足够的执法权，在美国，SEC具有对内幕交易起诉的准司法权力，有权根据内幕交易的严重程度、技术特征等因素决定是向联邦法院起诉，还是通过自身的行政法规处理；第四，未建立全方位的取证渠道，使内幕交易取证的高难度成了打击内幕交易的瓶颈；最后，投资者素质、中介机构职业素质、市场监察手段都是制约有效执法的重要因素。在现有框架内,从监管角度出发，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加强对内幕交易的监管:
1.明确监管目标，加大执法力度。我国《证券法》虽然对内幕交易作出了界定，但这些规定并不严格。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10条（b）款将内幕交易的范围订立得非常广泛与严厉，如任何投资者有意（包括耳语、偷窃在内）或无意从内幕知情人员（包括大户）处得知可供图利的内幕信息，均可能因内幕交易而遭到监控。内幕交易定义的不严格性将导致监控目标的不明确，直接影响对内幕交易的监管效果。首先，定义不严格使一线监管者难以准确甄别涉嫌内幕交易行为，以实施重点监控；其次，定义不明确尤其是缺乏对内幕交易表现形式的清晰规定将给内幕交易的查处和举控带来极大难度。美国在1934年前，证券市场的内幕交易和股价操纵非常流行，许多专家认为1929年大萧条是由股票市场内幕交易引起的，为此，美国国会货币银行委员会对证券市场的操作进行了大量的检查。虽然未能证实内幕交易和大萧条的关联，但却查出了各种类型的内幕交易和操纵，从而导致1934年《证券法》对内幕交易和股价操纵进行了十分广泛的定义和分类。因此，我们可以仿效美国的做法，在对市场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基础上，制定关于制止内幕交易和股价操纵的详细规则，惟有如此，才能明确监管目标、使内幕交易监管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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