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改革起步于农村改革,是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城市经济改革带来了压力、创造了条件,因此有一种形象的说法——中国的改革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即用市场机制占主导地位的农村来推动体制落后的城市改革。但是,八十年代后期出现的国有部门的“汲取效应”却表明,国有部门集中、体制落后的城市反而有更大的能力去支配资源。国有部门所“汲取”的是谁的资源呢?国民经济是由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组成的,国有部门要“汲取”资源,只能是从非国有部门“汲取”。如果从非国有部门中排除准国有的城镇集体企业,则非国有部门包括全部农村劳动力和1/7的城镇劳动力,那么,从非国有部门“汲取”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就相当于从农村“汲取”经济资源,被“汲取”的主要对象是农村居民,也就是说,中国出现了“城市包围农村”的结果。为什么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改革道路反而产生出一个“城市包围农村”的分配结果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早就在一项研究中指出,虽然农村经济增长快于城市,但农民得不到多少好处,因为农村资金被城市抽走了。该研究机构发现,在1978年到1984年之间,农村的改革使得一共约600亿资金通过金融、财政渠道从城市净流入农村;而在1985年到1994年之间,情况则相反,有4000亿资金从农村净流入城市;1994年,全国经济增长中农村的贡献占3/4,但农民的相对生活水平却跌入了历史上的低谷,因为,仅1994年城市就从农村中抽走了1340多亿元的资金。[18] 当资源被从农村“汲取”到城市后,所出现的结果自然就是一个相当繁华的城市和一个相对萧条的农村。可以说,城市的繁华建立在国有部门的支撑之上,也是以农村的萧条为条件的。资源分配上的“城市偏倚(urban bias)”是许多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现象,它造成经济发展中的低效率和不公平(Lipton)。中国长期以来就存在着这一现象。本文只把注意力放在与现实有关的两点上:第一,为什么八十年代前半期的改革曾有效地改变了经济政策和收入分配上的“城市偏倚”、缩小了城乡差距,而到了九十年代,城乡收入差距反而退回到改革前的状况,甚至比改革前还大?第二,城乡差距的扩大对今天的经济繁荣和明天的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现在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倒底有多大?[19]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一项研究[20],从1978年到1993年,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始终持续稳定地增长,平均每年增加近5%;而农村居民则只是在改革初期的1980年到1985年收入增长较快,此后每年的实际收入增长率仅及城市居民的一半;因此,从1980年到1985年,城乡收入差距由3.1:1下降到2.3:1;但是,从1986年起,城乡收入差距重新扩大,到1997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正收入之比为2. 7:1(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37:1,1984年曾一度缩小到1.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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