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从何而来——中国经济现状与趋势的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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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中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并非只是个社会公平问题，它在直接损害农村居民的利益时，也已经在社会和经济两方面引发对城市社会经济系统的损害。其社会效果是，农村劳动力被生机所迫、又为城市里的繁荣和机会吸引，大批涌入城市，成为附着在城市边缘的流民,引起城市社会秩序的混乱。如果中国广大中部地区农村收入增长长期停滞，农民没有改善生活的机会，这种潜在的农村危机会通过农民大量进城而转化为城市里的“农村危机”。而在经济方面，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一把戳向国有部门的“双面刃”:一方面它将外商大企业吸引进城市的消费品市场，同时将国有工业从这个市场上挤出去；另一方面又不断削弱农民的购买力，挤压国有部门的农村市场，使产品质次价高的国有部门在农村市场上也销售乏力。一个处境危艰的国有部门是今天中国经济社会稳定的主要支柱，然而，这个部门维持稳定的办法（“汲取”资源）和结果（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却反过来使它自己的前景“雪上加霜”，这样的局势直接危及城市居民“小康”生活的基础。 七、繁荣缘何而去? 过去十多年来，在相当多的城市居民中，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性思维，认为小康生活的实现是改革开放的必然成果，只要改革开放的政策继续下去，他们的生活水平就会不断提高。本文的具体分析实际上表达了不同看法。尽管许多学者可能会同意笔者的某些具体观察，也在局部问题上发表过类似的见解，但却很少有人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既然这种由国家发给城市职工家庭的“小康”生活建立在国有部门“汲取”金融资源和转移农村资源的基础之上，它真的能长期维持下去吗?无论是从逻辑上看，还是让事实说话，结论恐怕都一样：一旦国家的老本掏空了，这样的小康生活将无以为继。 九十年代上半期里，中国幸运地获得了大量外商投资的机会、用国家银行支撑着运营不良的国有部门、又把农村的资源转移到城市使用，通过这三管齐下的办法保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相对稳定。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发展和改革进入了一个与八十年代不同的阶段。在八十年代，改革的重心和突破都在农村，城市中的改革主要以减少指令性计划和松动价格管制为目标；消费需求引导投资结构偏向轻工业；利益分配上曾一度比较注重城乡之间的平衡。而进入九十年代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心移到了城市，对外加速开放，金融与房地产业全面活跃；利益分配上也出现了日益明显的城市偏向；由于高度倚重经济社会的稳定，余留的旧体制以新的形式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九十年代行将结束，而中国经济成长模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仍然是个始终未能解决的难题，这个棘手的任务成了世纪之交经济政策的焦点。曾一度支撑着短期经济繁荣的体制格局和经济结构，实际上并不能有效地支持今后经济的长期持续繁荣与稳定；相反，目前的体制和经济结构还构成了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并且终于导致九十年代上半期短暂的经济繁荣悄然终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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