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从何而来——中国经济现状与趋势的分析 |
|---|
论文大全网：lw.yeewe.com
|
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例是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十到十五倍，理应准备比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多十几倍的坏帐准备金（国际上商业银行一般每年都从盈利中提取相当于其资产百分之一到二的坏帐准备金）。然而，实际情况是，1995年以前，中国的银行为了追求帐面利润，所准备的坏帐准备金几乎为零[36]。换言之，银行把大量贷款借给了不打算归还的国有企业，出现了坏帐自己也并未准备清偿，那么，是谁在承担损失呢？“居民才是银行信贷风险与损失的最终承担者。四大银行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一旦失去居民存款的支持，必然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出现金融危机”。[37] 也就是说，国有部门通过国家银行“汲取”了金融资源来支撑城市的消费和储蓄，而国有部门的“汲取效应”又造成了国家银行濒于破产。目前银行居民储蓄存款中城镇居民存款占百分之八十，所以，国有部门造成的银行坏帐的大多数，最终又是由城市居民用自己的个人存款作了赔偿。 银行的坏帐那么严重，又缺乏足够的坏帐准备金，存款户事实上承担着很大的存款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银行尚能照样维持运转的关键在于，一有政府信用，二靠金融垄断。储户继续往经营不良的银行存款，不是相信银行经理们有回天之力，而是以为，不管银行如何经营，有政府作国家银行的担保，存在国家银行里的存款就不会落空。而在国家银行维持金融垄断的情况下，民众别无选择。当民众、特别是城市民众对政府有足够的信心时，银行系统才可能支撑下去；而银行继续帮助国有部门“汲取”资源，则有助于巩固城市民众对政府的信心。但是，银行的这种“鸵鸟”政策对中国走出经济发展的瓶颈毫无帮助，只是把经济往死胡同里引。 银行之所以明知前景不妙也不得不如此做下去，是因为国有银行体系必须服从“花钱买稳定”的社会控制策略。应当承认，这是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经历过高压时期之后必然要进入的阶段。在这种策略下，国家和社会之间不再以“(国家)强制与(社会)服从”的旧式关系为主，而是形成一种新的关系，即“(国家)施惠与(社会)顺从”。所以，尽管国有部门在改革中市场份额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小，但是政府还是要求国家银行对低效率的国有部门实行“无条件保护”的政策，提供了大量的银行贷款，从而保持了大多数员工(即城市居民的主体)的高收入高福利。 |
| 上一篇：关于中国经济战略的思考 下一篇：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历史反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