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从何而来——中国经济现状与趋势的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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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实行这种“花钱买稳定”的社会控制策略(即为了维持政治社会稳定而提供高福利)，虽然能在短期内产生政府和城市居民皆大欢喜的结果，但对长远的经济社会稳定却带来了有害的后果。它会使国有部门负债累累、陷入濒临破产的境地，并导致国家银行面临金融危机。当政府花掉历史上几十年积累的国民财富，再欠一大笔留给下一代去还的债务，从而换取一个短时期的政治稳定时，实际上是“竭泽而渔”，必然难以为继。况且，如此换来的政治稳定并不能保证市场化改革的持续进展。在过去几年中，对经济增长和市场化贡献最大的农民得到的经济利益最少；而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小、但政治上更顺从的国有部门员工却得到了最多的经济利益。当把繁荣带来的经济利益供给那些国有部门的员工时，虽然换来了短期的政治稳定，但同时也产生了鼓励他们继续依靠国有部门、阻止他们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转移、从而抑制经济市场化的效果，因此这种追求政治稳定的手段必定伤害市场化。 从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角度来看，中国也正为这种“花钱买稳定”策略付出发展上的重大代价。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不同，中国通过计划经济和“高积累、低消费”曾经完成了“强制”的初步工业化，建立了一个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体系，而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这个基础。中国在五十年代从苏联引进、建立了工业生产体系之后，这一系统的大规模、标准化、低质量、高消耗特征基本上未改变，这种工业生产系统通常被称为“福特主义的生产体系(Fordist production systems)。如果说，在八十年代这个系统尚能在国际竞争中勉强生存的话，那么，从九十年代开始，后福特主义的灵活生产系统(post-Fordist flexible production systems)已经逐渐居于明显的优势。在这种新的生产系统中，发达国家的企业通过对“全球产品交换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s)”的主导来控制和协调制造业活动，借助全球化的生产者网络，吸收高质量、具创造性的生产厂家，选用高技能、多才多艺的工人，使制造业不再拘泥于大批量、标准化的生产，而是变得非常灵活、有创新能力。在这种新的生产系统的挑战下，中国的工业体系亟待更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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