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从何而来——中国经济现状与趋势的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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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由于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不健全，失业者无处领救济，所以国有部门无法大量处理冗员，也就不可能有效地改革内部机制。如果说国有部门过多地解雇员工确实会造成失业者生活无着，砸碎“铁饭碗”的办法不可行，那么，为什么在冗员亏损的国有企业里还要增雇农民工来干重活脏活，导致成本上升、亏损扩大，而不能把多余的国有员工转调去作这些工作？早在八十年代，上海有的学者就指出，中国出现了工人阶级“贵族化”倾向，“即在社会经济并不发达和个人收入并不高的情况下，职工超前地形成了一种不愿从事某些艰苦工作的意识和习惯。”[40] 是谁把国有部门的员工变成了“贵族”？这是本节要讨论的重点，即社会主义体制是如何造就一个僵化的社会结构。与世界各国国有部门员工相比，恐怕中国国有部门员工的优越感和稳定感最强；也只有大陆的中国人、特别是出身农村家庭或在农村生活过的人，能充分理解大陆语言里“国家干部、国家职工”所代表的特殊社会经济身份，能充分体会被授予或剥夺这种身份所意味的社会含义。民众对这些的认知，反映了一种在僵化的社会结构基础上形成的制度性文化，它包括在社会地位、职业评价、社会升迁等方面的观念。近年来，中国的报纸经常呼吁要改变眷恋“大锅饭”的“落后观念”，为国有部门动员员工“下岗”造舆论。可是，这些说法并没有说明，这种“落后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它和现行社会政治体制又是如何紧密关联的，在不改变目前的社会政治体制的情况下有可能改变这些观念吗？ 改革以前，在国有部门和城市社会中，早已形成了一个由政府建立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每个社会成员在这个社会中的经济社会地位由执政党和政府决定和控制，受到一整套经济社会制度保障。一个人能否在城市居住、受到提拔、得到住房等，要由执政党和政府根据他的政治表现、工作年限、学历等作出规定（在中国习以为常地称为“由组织上按政策办”）。在这种制度下，一个人的经济社会地位主要受工资、人事、福利等政策左右，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不一定是公平竞争的结果，而常常可能只是执政党对听话者的奖赏。不管一个人的民间声望如何，他的正式的经济社会地位仅以政府认可的地位为准。比如，对社会精英（中上层干部、高级知识分子）来说，衡量他们地位高低的标准是“享受什么级别的待遇”，这里“享受”这个词就点出了这个地位的来源——它是“授予”的、而不一定是在社会公认中自然形成的。由于每个社会成员的经济社会地位必须经由政府“背书”，这就确保了政府对社会成员行为的控制，只要他不触怒政府，这个地位就有保障；同时，不管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变化，政府通常保证每个社会成员已有的经济社会地位不会下降，又通过政策宣示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对自己未来地位的提升有比较明确的预期（比如，只要达到政府规定的文凭或工龄标准，就能加工资、晋升高级职称）。在中国大陆的城市里，人人都熟悉这套社会主义体制的运行规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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