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改革真正的困难在于,现行的体制把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和维持旧的社会结构直接挂起钩来,导致中国进入一种双重两难困境。第一重两难困境是与改革相关的:维持着民众信心的现行双轨体制就是国民经济发展和国有部门改革的障碍,为了国民经济今后的顺利发展,必须对国有部门作进一步改革;可是,这样的改革却可能动摇城市民众对收入和职位的信心,进而造成需求不足、经济萧条。不改革不成,因改革而破坏民众的信心也不成。另一重两难困境是与宏观控制和维持宏观经济稳定有关的:为了继续吸引外资,需要国家银行不断扩张贷款投放,从而制造出不断膨胀、繁荣的城市消费市场;而银行系统经营恶化又需要收缩银根、清理不良贷款,如果真正实行起来,必然会导致半数以上的国有企业周转不灵、员工收入不保,再导致城市消费市场萧条、外商的投资信心受打击。这样的两难困境的架构实际上早就存在,积累至今,矛盾日益暴露、突出。 毫无疑问,制度转型中追求经济社会的稳定确实至关重要。但中国以往实现稳定的机制却可能导致未来的不稳定;如果过分地依靠维持旧的社会结构来追求当前的稳定,则今后的稳定和发展会越来越困难。显然,减少对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补偿和对国有部门员工经济社会地位的担保,是改革的大势所趋,但又隐含着巨大的政治风险。要摆脱这个风险,就需要建立新的制度架构,允许各社会集团之间沟通、协商,让政府从与各个利益集团越来越频繁的利益摩擦中解脱出来,站到一个有利于促成各利益集团之间妥协的超然位置上去,使政府能够依靠多数社会成员的支持,而不是少数社会成员的要求,促成社会的相对稳定、推动制度转型和经济发展。 2000年5月定稿 【注释】 [1] Jeffrey Kopstein.1996. "Weak Foundations Under East German Reconstruction."Transition 2:34-36;潘永明,“代价昂贵的德国东部经济转轨,”《中国改革报》1995年12月8日;马旭明,“德国统一五周年----无形之墙消除难,”《解放日报》1995年10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