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亚金融危机已经波及欧美的压力下 , 人们对 1999 年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议论颇多。在世界银行和欧盟都降低了对 1999 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测的影响下,我国经济学界也开始讨论发生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以及这次危机将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本文认为,在世界经济危机面前,中国的决策导向如果失误,结果就可能是“我为鱼肉,人为刀俎”。我们也有可能象其他东亚国家那样,由于实物经济的成长确实产生了可供攫取的利润增量,而成为国际金融资本集团在资本过剩压力下转嫁危机的对象。这也是本文对所谓东亚金融危机动因的解释。
中国已经有 47 年的高增长,改革前 27 年是中央政府追求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最近 20 年则主要是地方在中央放权让利的条件下追求地方工业化的积累阶段。由于二者都属于大量占用、消耗资源的粗放型增长,因此,在按照一般工业化的制度经验初步完成原始积累形成的高增长之后,如果继续过去习惯的方式,进一步追求数量型增长,就必然在国内资源稀缺的压力下转向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进而受到必须从发展中国家实物经济增长中攫取利润才能存活的国际金融资本的制约。
合理的决策讨论应该是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实事求是地转向追求“可持续发展”。可是,我们在享受高增长带来的现代消费时,连从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尚且不习惯,更遑论“可持续发展”了。
本文
在能够查阅到的有限资料中看到,曾经有中国学者早在 1979 年就撰文指出,传统体制存在“结构性经济危机”,所以中国必须改革; 1988 年则有公开发表的“危机论”探讨中国经济危机周期性波动的规律;而在东亚危机爆发引起世界金融动荡之前的 1994 年,国内也已经有文章分析“国际金融资本的全球性危机”。国外讨论金融资本膨胀与泡沫经济崩溃相关性的文章也早已汗牛充栋。然而,尽管近年来暴露出的问题大部分确实被这些讨论言中,但今天的人们似乎有意无意地回避对事物本质的揭示,反而更愿意只把问题分析到技术的层次上。有鉴于“今天的你我,总是重复昨天的故事”,本文才入乡随俗,老调重弹。希望那些“顾左右而言他”的人不介意我把话说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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