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世界经济危机中的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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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年的高增长也并非“奇迹”，因为中国大多数年份是在进行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而在原始积累阶段，多数国家都是表现为经济高增长的。只是，改革前我们是中央政府进行工业化原始积累，改革后则主要是地方政府进行地方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1 两个增长阶段 资本的原始积累是任何经济类型的发展中国家进入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性过程。在改革前 27 年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形成了由中央政府各部门直接控制的国有大工业体系。企业的层次级别不同，占有资本及其收益的数量和质量就会有明显差别。由此又产生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条块之间在财产占有及其收益分配上复杂的利益关系。可以认为，在改革前由市及市以上政府及其各部门占有全部资源和城市工业资本的格局，一方面较大地影响和限制了县（包括大批国营工业“空白县”）及县以下地方政府占有资产和收益分配的欲望和能力；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广大农民大面积的贫困。 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财政体制改革，本来是要解决中央财政的“统收统支”与地方政府追求发展之间的矛盾。当时形成了从中央到乡镇各级财政“收支包干、增收分成”的财政体制，一定意义上确立了各级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作为不同经济主体之间较为明确的收益分配关系。然而，财政分级承包制的实行，更进一步刺激了地方政府在现代化的目标导向下，按照中央政府进行原始积累的制度经验，追求本地工业化、城市化的欲望。应该认识到，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不仅是政治、行政主体，也是经济主体，有其自身的财产和收益，并且有扩张这种财产收益的明确动机和行为。这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历史现象。 然而，农村改革和城市民营经济发展已经部分地破除了过去中央政府借以提取原始积累的垄断性的流通、金融和科层组织体制，各级地方政府客观上已不可能像改革前的中央政府那样直接占有全国的工农业剩余来形成自已的资本积累。其可能做到的，只是占有地方资源向资本转化的增殖收益，用作地方政府追求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启动资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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