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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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讲，西部大开发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能指望通过中央政府的资金投入在较短的时期内加以完成。从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看，确实存在着资金投入较为有利的条件。我国经济尚未完全从通货紧缩的阴影中摆脱出来，还有扩张性财政政策施展的余地。但也不能不看到，这种政策余地的时间限定已变得越来越严厉。首先，目前我国的消费和对外贸易的增长已显现出较为强劲的势头，而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和外国投资，尚未获得有力的启动。不过，随着其他变量持续地正向变动，民间投资和外国投资有可能从某一时刻起开始高涨。这是因为，植根于国有企业性质之中的制度性退出壁垒，虽在较大程度上持久地压制了市场赢利性的回升，但当总需求提高到足够高的水平，市场赢利性使投资的期望净回报率超过利率时，民间资本与外资就会同步涌入市场，从而导致信贷规模的扩张。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一变化能否到来，而在于它何时到来。其次，除中央财政和同样具有财政性质的政策银行将要或正在实施的扩张之外，地方政府也会通过地方债券的发行和对各商业银行的影响力，在西部省区间开发竞争的驱动下，不遗余力地扩张本地的投资需求。例如，与同期相比，西部某省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已高达50％。再次，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具有更长的决策时滞和生效时滞，这意味着把握政策效力的适时性不易，掌握政策效力的强度分布更难。如果因政策时滞而产生迭代效应，就会引起新一轮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进而导致宏观经济的剧烈波动。 控制住西部开发的投入总量，不仅可以相应减小因经济波动所致的效率损失，而且可使西部开发战略得以持续进行。如果摊子铺得过大，将来的损失也自然会加大，西部地区将变得更加被动。此外，控制住投入总量还有利于西部地区降低资金的依赖程度，防止在开发的过程中政府机构不断膨胀，并且遏制制度性退出壁垒的无限加固。为此，应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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