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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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西部曾经并非落后的经济地位是靠政府的计划性配置资源而获得的，一旦资源配置的总体方式发生了转变，原有的处境便难以为继了。从辨证的角度看，西部的落后是相对的，或许是因为东部发展的太快了，才使西部变得相对落后。东部高速发展的根本动因是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的实质便是经济的自由化。政府管制的松动最初发生在与消费者最为密切的基本物品的生产方面，于是，以轻纺工业为主的东部沿海地区在改革的初始阶段便获得了某种优势。在消费者主权的行使过程中，消费者的货币选票不仅投向了质优价廉的商品和服务，而且选择了与之相应的更具效率的企业组织形式和产权安排。同时，外资的涉入有力地推动了资金的聚集、技术与管理的变革。体制外极具生命力与扩张倾向的资本流动，在不断离析出各色各样颇具创新和冒险意识的人群的同时，沿着最佳有效规模的轨迹由低到高地侵袭着传统计划经济的堡垒。而“内部”规则（人们在经济交往中的规则）的形成又迫使政府的法令、规章（外部规则）发生调整和演化（周业安，2000）。可以说，中央政府的特区建设和沿海地区加快开放的战略，正是对该地区原发性制度变迁的一种适时顺应。这样，以轻纺工业为主的物质基础、传统商品经济的观念、以及渐进性的改革策略和特定的区位优势，共同结成了东部沿海地区在市场化进程中的有利态势。 由于上述有利条件，东部沿海地区在不断扩大的竞争性领域中获得了相当稳定的“改革租金”。而西部地区至少在改革初期并未受到重创，因为该地区赖以支撑的重工业仍在体制内安然运行。然而，随着东部沿海地区源源不断地从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中敛得资金、并通过进口装备起更富技术含量的机器设备和使用到新的原料（甚至价格更为低廉的矿产资源），原先靠政府计划予以安排的西部的产出链便遭到割裂。由此，西部在传统计划经济下占据绝对重要地位的“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则处于一种极其尴尬的冷遇处境，尽管能源和部分资源的生产至今还在垄断或政府的定价及补贴之下得以运营。所以，由于特定的生产力布局和两种体制交替演进中的后发劣势，西部地区既在经济发展的竞争中感到困难重重，又在体制性的保护伞下暗自窃喜。客观上讲，重工业所具有的资本投入大、沉淀成本比例高的特性，确实给企业的调整与退出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当较大数额的资本投入发生沉淀时，企业规模调整和退出的条件均会相应改变。具体说来，只有当期望净现值低于资本的残留价值时，企业的退出才是有利的；为使损失达到最小化，企业不得不在长期亏损下滞留于行业之内。再考虑到大型企业集中了数以万计的员工、以及少数民族地区极为敏感的安全价值，国家就更有理由让西部地区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维持生存。据资料表明，截止1999年9月末，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全部销售收入超过500万元的工业企业中所占的份额，东部地区是28％，西部地区则达61％。而国企的亏损面，东部地区为45％，西部地区则高达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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