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公有制理论及其实践的历史终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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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问题的核心是什么？诺斯曾经有一个经典的回答：所有权要解决效率问题，而所有权的效率取决于良好的刺激结构，后者又取决于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一致；这两者越是一致，刺激结构就越是良好，效率也就越高（诺斯，1981，5页）。在这里，所有权问题的分析在“效率”、“刺激结构”和“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三个层次上递进。在传统公有制体制下，个人具有强烈的“搭便车”倾向，因而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差距有扩张趋势，其刺激结构必然是低水平的，效率低下也就不难理解了。 张五常有另外一种认识：在公有制结构下，人人竞相使用有限的资源，都去追求超过边际成本的边际收益（租金），结构必然导致租金损耗至零。因此，“把社会的大部分有价值的资源托付给这样一种结构的财产权，是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能够承担得了的”。公有制结构能否通过一套严格的管理规则来限制人们的行为，以减少租金的消耗？张五常认为，这在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其交易成本太高，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因此，纯粹形式的公有制难得发现（1987b）。 有不少学者曾以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的效率状况，来证明我国国有企业制度的可行性。其实，据阿尔钦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有企业因其特殊的政治制度环境而具有私营企业的特点（阿尔钦，1987）。即使如此，西方国家的国营企业的效率低下是普遍的。 （七）对实行传统公有制社会后果的批评 传统公有制的社会后果如何？黄仁宇对此有过深刻分析，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不能进行数目字管理。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预算约束不能硬化。看来，不仅企业有一个预算约束硬化问题，一切政府机构都有这个问题。如何硬化预算？黄仁宇有很精到的见解：“先要承认私有财产之坚定性，如此其下层机构才能有确切加减乘除的公数。”进一步说，“私人财产之享用转让，也要脱离专制皇权和宗法社会的限制与垄断”（1991，159页）。我国历史学家秦晖、苏文证明我国封建社会并没有真正的私有制，而农民在本质上首先作为私有者才体现了他们的革命性（1996）。这是历史学家所看到的私有财产制度的重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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