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公有制理论及其实践的历史终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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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公有制的社会后果不止于此，传统公有制会刺激人们哪怕是卑微的享乐，在我国具体表现为人们对大城市生活的追逐。因为对私人财富积累的限制，人们无法通过私人财富的积累来弥补公共物品占有的不足，也就是说，私人财富的积累程度在任何不同地方没有大的差异，于是，人们必然追逐对公共物品的占有。而公共物品的供应一般在大城市相对丰裕，于是人们自然努力争取到大城市生活。这种情形特别会吸引知识资源较好的人到大城市去，他们的竞争条件比其他人要优越一些。更通俗地说，传统公有制不激励人们到艰苦的地方创业。美国近代有一大批中产阶级冒着生命危险去拓展西部边疆，只是因为西部边疆为人们提供了“较多的促进个人自身利益的机会”，使得边疆居民的性格是“物质主义的、好移动的、多才多艺的、有创造力的、豪爽的、乐观的和民族主义的”（比林顿，1974，下册，425－433）。相比之下，我们熟悉的情况是，传统公有制下人们总想坐享其成，失去了创业进取精神，只是一味地在政府供应产品的领域“拥挤”。有人用文化类型解释这种差异，其实与文化何干，只是制度差异而已！ 三·传统公有制在实践中的异化 本文分析到这里，势必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传统公有制有许多弊端，为什么它可以存在这许多年？这个问题很值得单独讨论。这里的秘密在于：纯粹的公有制因其交易成本极高，人们便发明了一些制度来弱化公有产权的公共性质，使传统公有制发生了异化，也就是说，实践中的公有制背离了其经典内涵。就我国而言，对公有制的异化手段有： 1·户籍制度。中国的户籍制度与宪法规定的全民所有制之间存在严重的冲突，这是一些肯动脑筋的人早已发现的事实。但是，户籍制度却弥补了公有制激励功能的不足。你要进大城市，就可能会认真读书考大学；你要不听领导的话，就可能送你去农村接受改造。这就是激励。 2·转换工作的限制。人们从一个差的企业进入好的企业是受限制的，这也与全民所有制的性质相矛盾。不难理解，这也弥补了公有制激励功能的不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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