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断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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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那一种学科，历经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形成现在的模样都有其必然的一面，同时也是历史一个偶然的产物，最近笔者看到一则报导：有人用了半生的时间创造出一套与牛顿力学相反的物理学体系——“万有斥力论”。我们假定它在逻辑上完全没有错误，并且可以解释一切牛顿力学可以解释的现象，那么如果他诞生于牛顿之前，很可能将牛顿取而代之，只可惜生不逢时。除了其精神尚有可嘉之处外，他的这个结果最终不会成为一项“成果”，他的这项努力一开始就注定了他在现实中失败的结局。要改变牛顿在物理学体系中的位置，与企图改变二次大战加诸于世界的灾难一样是不可能的。据说：一位企图否定爱因斯坦的学者将自己的论文交给华裔诺奖得主杨振宁（可能不准确）教授请教，杨振宁只说了一句话：任何与爱因斯坦相对论相悖的理论都不必提。开拓创新固然重要，但首先要尊重历史和现实。我们看到中国有很多人在搞自己的体系，但除非作者能够找到其理论与现代经济学主流的结合部，使这一理论成为主流学说逻辑发展的必然，并以量化的数学语言表达出来，否则就不会有任何结果，自然与诺奖无缘。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的成就，是那些以现代经济学核心理论为本土而新得的“实地”，不是旧貌新颜的“故居”，更不可能是游离其外的“孤岛”。 三、中国人有没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关于这个问题早已有人提出过，也有不少人预测说某某领域是中国人有可能问鼎诺奖的领域，对此我不想太多评论，因为这实在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就目前中国经济学术水平而言，其落后于国际的程度不是几年的问题。看一看我们主流经济学杂志的内容和形式，看一看我们研究生用的教科书，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差距。我们没有必要刻意于长人家志气，灭自家威风，但我们必须有勇气面对现实，承认自己的不足，唯如此才可能改变这种现状。 有人说走自己的路，搞中国的经济学，本来这没有什么不可，但建一个学科与打嘴仗出口气完全是两回事，我们必须承认，现代西方经济学所走的道路，代表着人文科学走科学化道路的走向，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我们甚至可以预言，在未来某个时代，任何一门以“科学”二字作为其后辍的门类都将以定量的形式出现。现代经济理论产生于西方，是以西方特有的思维模式为其背景的，其本质与现代科学精神是完全相吻合的。这种科学精神就是从事物最基本的存在出发，逐渐演绎出其整体的形态。就象固体物理需要建立在分子物理学的基础上一样，对社会总体的解释必须建立在个体人的基础之上。因此，原本存在于市场中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却一定要从个体的偏好中寻求答案，这绝不是某一个西方的先哲拍脑门子的产物，而是一种必然，因为这是科学精神所要求的。然而，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其方向与此恰恰相反，其出发点总是从大到小，从总体再到个体。所以作为中国国粹的中医理论中充满了气血、阴阳这些无法量化的概念，很难找到它的微观基础；没有人能否定中医学的有效性，但它在西方人眼里却是不符合科学的精神的，我们可以断言，如果有朝一日，某个伟大的中医终于获得了根治所有癌症的方法，在他说明这种方法的科学机理之前是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然而令人尴尬的是，一旦其方法的科学机理得到说明，这种方法也将不再是属于中医学理论的了。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所以，要建立一个以中国的思维模式为背景的理论体系很难有出路。而经济学通往科学之路已经被西方人所占据。我们除了迎头赶上，没有第二条路好走。面对中国经济学教学的现实，我们没有理由不感到悲观。君不见，数量经济学是否能够作为主科而列入经济学系课程还是一个尚在争论中的问题，在这样一个数学还是可有可无的教学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科班”经济学家，即使门门5分，也注定与诺奖无缘。所以说，就中国经济学教育总体水平的落后状态而言，是不具备产生足以获得诺奖成就的土壤的，这是一个总体状态，我们不知道还需要几代人才能使之产生根本的改变，但近期内恐怕希望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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