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死了，启蒙万岁！(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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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理解，针对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主要借助于英美自由主义思想资源对”社会主义的谬误”及其认识论根源－－”科学主义”的批判，汪晖指出：”中国知识界没有来得及深入地研究这一问题在西方思想中的渊源脉络及其历史含义，也没有考虑中国近代思想及其文化渊源的现代意义，便根据中国思想与经验主义传统的差异展开对中国现代思想的历史批判”［47］。 从认识论的反思进入社会理论反思，针对 1978年以来汉语学界的”启蒙理性”叙事以及持”古典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对哈耶克思想的阐发，汪晖进一步指出：”……当人们把市民社会、自由市场以及个人权利的范畴作为与’国家‘及其极权主义对立的范畴运用时，没有追问’社会‘、’市场‘和’个人‘是否像’国家‘一样也是一种’科学规划‘的结果，……这些理论家通过批判近代中国思想中的’科学主义‘，重申传统自由主义的国家／社会、计划／市场二元论（即认为国家是规划的结果，而社会和个人是自然的存在），却没有了解，即使在他们最喜欢援引的哈耶克那里，自由也’不是一种自然的状态，而是一种文明的造物‘……如果’自生自发秩序‘可以等同于某种特定的社会形态，那么，’自生自发‘的含义就极为可疑。这一理论上的暖昧导致了明显庸俗化的意识形态后果，这就是：把现实或历史中的’市场‘、’社会‘范畴看作是与’国家‘范畴截然对立的、自由的和自发的范围，……然而，我的看法与此完全相反：现代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不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是有意识的创制；现代市场社会也不能被自明地看作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相反，它是对’自生自发秩序‘（包括旧有的市场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规约、控制和垄断，从而’市场‘和’社会‘本身同样隐伏着专制的根源。”［48］同样，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在汪晖看来也还没有超越”科学／非科学”的两分法，没有真正意识到科学起源自身已经包含了”技术”以及对世界（包括社会）实施控制的”意向性”。像尼采和福柯那样询问：”……这种’真理的意愿‘的历史是什么，它的后果如何？它与权力的关系如何交织在一起？……因此，需要检讨的不仅仅是对科学的’误读‘，而是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特性”［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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