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费用负担和付费方式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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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可知，在既定的人口负担率0.5下，随着人均GNP的增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呈上升趋势。人均GNP为750美元时，毛入学率为15.5%，人均GNP为2000美元时，毛入学率为19.09%。因此，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负担水平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理论上完全可以达到15%这一2010年的政策目标。但现实中2000年毛入学率仅为11%，与模拟值相差4%。如此大的差异，从表象上看与国家财政投入不足有关，本质上则是现行高等教育模式与市场经济的冲突，即在僵化体制下非政府的教育投入比例过低的表现，这就要求私人承担更多的高等教育费用。以下分析居民对高等教育费用的承受能力。 第一，过度需求对高位学费形成有力支撑。在发展中国家，教育深化、高等教育需求过度现象十分普遍。其原因是：国家对高等教育进行了大量补贴，私人能以较低成本获得巨大收益，即私人收益过高学费相对较低。而在由学费和在校生人数构成的高等教育市场上，私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曲线是下倾的，当价格（学费水平）过低而没有达到均衡水平时，必然造成即定价格下的过度需求。只要学费水平逐步提高，过度需求就会逐渐减弱，最终达到供求平衡。均衡价格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学费提高的过程。 第二，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居民对高等教育的现实支付能不断增强。对中国家庭来说，由于传统文化洗礼，“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迫切希望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但需求是有购买力的欲望，因收入限制，往往有效需求不足，甚至一些家长为了满足子女的高层次需求而放弃自我的低层次需求[17]。因此，收入水平提高对解决这一问题具有决定意义。收入水平提高带来三个阶段或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阶段，恩格尔系数缓慢降低，教育支出比例不变，居民能够将更多的资金用于高等教育消费。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收入提高的初始阶段。此时，尽管私人收入增加，但大部分增长被物价上涨抵消，因而居民消费仍以生计消费为主，具有一定奢侈性的高等教育消费暂不考虑。于是恩格尔系数变化不大，教育消费支出比例亦无明显变化；第二阶段，恩格尔系数迅速降低，高等教育支出比例迅速上升[18]。此时生计消费已趋于稳定，经济增长放缓，新增收入主要用于服务性消费，特别是高等教育消费。消费相当一部分农村贫困人口和城市低收入人群还未摆脱生计消费，但从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发展的趋势已十分明显。只要提供足够数量并且合理的机会，居民有充分的教育投资动机；第三阶段，恩格尔系数降低趋缓，居民实际教育支付能力大为增强。此时居民的食品类消费不再是简单的生计消费，而由数量扩张型转向质量提高型，因而恩格尔系数不再发生显著变化。但在前述阶段积累的消费支出比例和继续增加的收入双重作用下，居民有能力承担更高的高等教育费用[19]。以上这三个阶段并不是独立的按时间顺序进行，而是一个有机的过程，这里仅为说明问题而划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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