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为了有力的推行经济改革,我们需要一个强势的政府。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也认为改革需要强势政府,但是,科尔奈坚决反对压迫性的极权政府。他说,不论压迫性的极权政府能够实现怎样的经济成果,他都坚决反对为稳定化而付出这样的代价。科尔奈根据Haggard和R.R.Kaufman的研究成果指出,那种认为压迫性的极权制度更能有效地实行改革以及保持稳定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这就否定了中国的所谓新权威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我这里要补充的一点是,即便你同意借助於一个专制的政府搞改革,那么,你也必须要有一个新政权而不能依靠旧政权。旧政权必须让位,旧政权必须为它过去造成的恶劣後果负责任付代价。唯有新政权才有足够的道德资本去改革去实行新政策。正象“斯米克现象”所揭示的那样,厂子若变成合资变成私有,工人们被解雇没什么话好说,但若还是国营,当官的从不引咎辞职以谢天下,却要让千千万万的工人失业下岗,凭什么? 4.“有血有肉的私人”在哪里? 不久前,王小强发表文章,对科尔奈的私有化方案提出了深刻的质疑。科尔奈声称,改革国有企业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国有企业交到“真正有血有肉的私人”手中。话是不错,可是,这些“真正有血有肉的私人”究竟在哪里呢?不知深浅的人也许会纳闷:普天下难道不都是“有血有肉的私人”吗?怎么会发愁找不到呢?其实,王小强的问题不是找不到真正的私人,而是找不到有资格的私人。 记得王小强讲过一段故事。在改革之初,中央采纳了分田到户和承包制的建议,农业生产顿时突飞猛进,人民公社顷刻土崩瓦解。於是,不少年轻的改革家们便以为,只要靠着一个“分”字一个“包”字,就可顺利完成把共产制度私有化的伟大改革。一天,时任总理的赵紫阳带着他们来到鞍山钢铁公司,问道:鞍钢该怎么分怎么包?众人望着这十里钢城都楞住了,无言以对。 能象分田到户那样,把鞍钢平分给鞍钢的全体职工——不,平分给全中国的全体国民吗(国有企业属於全体国民所有,因此每一个国民都该拥有平等的一份)?不能。因为这样平分(哪怕是只分给鞍钢的全体职工)的结果,导致了对庞大的、不可分的单位的肢解,等於是把大企业白白浪费。一块大田分成十块,田还是田;一部车床分成十块,那就什么都不是了。基於同理,对大企业实行股份制也很困难,因为这很容易导致股份的过於零碎分散,到头来没有人会对企业的经营具有真正的兴趣。这好比一万个人共同冲兑鸡尾酒。每个人都会想:如果别人都拿劣质酒,只有自己拿优质酒,到头来只能喝到劣质酒,自己就吃了大亏;如果别人都拿优质酒,只有自己拿劣质酒,到头来也能喝到优质酒,自己就搭了便车拣了便宜。这样,尽管人人都对企业的增益十分关心——人人都想喝到优质的鸡尾酒,但人人(起码是大多数人)都抱着想占便宜,至少是不想吃亏的心理,不肯对企业的经营下十分气力——没几个人愿意自己拿出好酒来冲兑,其结果必然是企业亏损——冲出来的鸡尾酒一塌糊涂。除非有什么私人掌握了举足轻重的股份,但是在眼下私有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谁又会有如此巨大的本钱买得起这么多股份呢?承包制一样障碍重重,就算你允许承包者大量借贷,一定数目的底金总是要的吧。眼下还没有这么阔气的私人。把企业卖给外国人又如何呢?撇开其他问题不谈,考虑到大中型国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作用,此举无异於让外国资本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其实施难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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