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中的社会公正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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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此强调公正原则，因为它是私产制的基础。我们赞成私产制反对共产制，不仅仅是因为前者比後者更有效益，也不仅仅是因为前者比後者更自由，同时还因为前者比後者更公正。 以上，我们提出了效益、自由和公正三条原则作为选择经济制度的标准。有 趣的是，当年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同时从这三各方面去否定私产制的。马克思主义宣称社会主义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生产力。它断言只有在生产资料为全体人民所占有的社会主义，人民才能享有完整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乍一看去，马克思似乎很少讲到公正，但是，他指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并预言资本主义制度将由於自身的运动而不可避免的走向灭亡，从而迎来一个没有剥削的新社会，这就有力地激发起人们心中的公正意识。事实上，在风靡一时的共产革命运动中， 由马克思主义中暗含的公正原则所造成的道德感着力，要远远大於它的所谓科学理论的理性说服力。 现在我们很容易懂得，马克思主义错了。在效益、自由和公正这三个方面，共产制都绝不是更优越。共产制效益低下，自由萎缩。对此人们已经讲过很多很多，眼下不再赘述。略需一提的是公正问题。共产制更公正吗?当然不。首先，剥夺有产者就是极大的不公正。其次，共产制也没有兑现它许诺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它反而导致了平均主义、奖懒惩勤；以及如此等等。 7.效益与自由的关系 共产制已然失败。那么回过头去看，私产制又是如何呢?私产制既有效益又有自由。亚当.斯密指出，当每个人都得以自由地从事经济活动时，由於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整个社会就能获得最佳的效益。这意味着效益和自由是高度统一的。要有高效益，就必须要有高自由；只要有高自由，就必然产生高效益。不过这种说法仍有漏洞，它没有回答，我们之所以要选择私产制市场经济，主要是为了效益呢，还是为了自由?在逻辑上，自由的经济体制也可能导致较低的效益。如果人们普遍地缺少追求物质利益的强烈冲动，宁肯追求更多的闲适，例如许多发达国家都缩短了工作时间，那无疑会导致效益的降低。这时候，如果我们采取某种强制措施，迫使人们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物质生产，效益很可能还会提高一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究竟是要为了效益而牺牲自由呢，还是要为了自由而牺牲效益?这个问题大概不难回答。其实，答案早已包含在前提之中:既然我们愿意过得更悠闲一点，我们自然就要过得更悠闲一点。既然我们并不追求太高的物质成就，我们干嘛要和自己过不去。布热津斯基早就说过，在工电社会(techetronicsociety)，“以成就为追求方向的社会会让位给以娱乐为焦点的社会”。可见，在自由经济的社会中，人们也完全可能不那么在乎效益。可见，人们选择私产制市场经济的主要理由是自由而不是效益。假如说自由经济通常都造成了高度的效益，那无非是因为一般人通常都对物质生活的提高抱有较持久的强烈兴趣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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