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得与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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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国还出现了一个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未曾出现过的现象：在整个国家文盲与半文盲率偏高的情况下，过早出现了“知识型”劳力过剩的现象。从1997年开始，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日益艰难，2002届全国普通高校共有毕业生123万，比上年的115万又增加了9.4%，整体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在2002年1月4日、5日的深圳招聘会上，出现了10万大学生竞争1.5万个职位的局面。[23] 这种“知识型”劳力过剩的状况已延续了好几年，导致不少大学毕业生只好继续考研究生，高校将这种现像戏称为“就业问题缓期三年执行”。结果，中国的研究生招生规模从1999年开始连年扩大，1999年增长27%、2000年增长35%、2001年又增长35%[24]，2001年的研究生招生数量急剧扩大到1998年的2.31倍。在教育资源如师资、设施等未相应扩大的情况下，高等学校为“创收”而实行的研究生扩招，实际上是为数量而放弃质量的典型短视行为。 中国的大学生只占适龄人口的4%，相当于现代化国家这一比例（一般是10％至15％，平均为12.5%）的三分之一，仅及世界平均水平的22%，居世界第79位。任何国家实行长期反贫困策略最关键的一环就是实行义务教育，提高国民受教育水平，逐步减少下层社会成员，改善社会阶层结构。中国的这一“教育收费体制改革”事实上是将占人口83%的下层人民[25]的子女排斥在高等教育的门槛之外，使他们无法达到现代化社会要求的技术素质与文化素质。 与此同时，当局为了贯彻“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又重新捡回了改革前的统治策略：一是加强政治高压，消灭一切在工人农民中出现的社团活动；二是加强舆论控制，除了严格控制主要官办传媒这架不断制造谎言的机器之外，还大力整顿那些“不听话”的地方传媒；三是严厉打击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独立知识分子。政治高压与舆论控制互为表里，已成为1999年以来当局的主要统治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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