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得与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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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末中国最引人注意的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其实是一场看起来非常热闹，其实混乱不堪的所谓“思想争论”。由于言论空间的狭窄，而争论的真正主题被有意掩盖，许多问题不是越争论越清楚，而是越争论越糊涂。 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新左派”刻意回避对专制政体的必要批判，相反却对现存专制政体的“母体”──毛体制与“文革”、大跃进赞不绝口。虽然当局不再奉行毛体制及“文革”路线，但目前的专制制度与毛体制在政治上有非常亲密的血缘关系，因此尽管“新左派”对毛体制与“文革”的称颂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却为当局所宽容，“新左派”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变相的“帮闲”而赢得了他们的话语空间。其次，自由主义的光谱非常宽广，比如自由主义政治学所主张的民主与宪政，其真正指向是现存专制政体，因之也是“六四”以后中共意识形态战略严加禁止并长期丑化的对象，在这方面自由主义学者根本无法取得象“新左派”那么大的话语空间，在争论中处于弱势地位。而不少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则认为，经济学家应该与权势集团相结合，并主张“腐败有理”、“腐败有利”。这些适应权势集团需要、为目前利益格局张目的所谓“理论”，不但没有政治上遭受打压之虞，反而受到一些浅薄的传媒追捧，加之持这些主张的学者们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人自命，彼此唱和，在90年代形成了蔚为壮观、俨然占据统治地位的经济学“主流”。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会公众尤其是大学生们产生误解，以为自由主义学说就是为腐败张目、为权势集团服务。 “新左派”们并非不明白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与其他学科的自由主义主张之间这种明显差别，但他们巧妙地把两者故意混为一谈，利用“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争论双方话语权不对等的机会，把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最容易在中国引起非议的“腐败有理论”作为自由主义学说的“精髓”加以批评，因此似乎抢占了“道义制高点”。这种表面上看似慷慨激昂、实际上非常混乱的争论，其结果不免流于滑稽。“新左派”们实际上制造了一个虚幻的“场景”，似乎中国产生腐败完全是因为自由主义学者鼓吹“腐败有理”，他们进而以批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为名，声色俱厉地打击主张民主与宪政的自由主义学者。于是“新左派”们就非常聪明地避开了对专制政体这一制度性因素的批判，实际上为这一政体提供了掩护。自由主义学者的团结精神也远不如“新左派”阵营，常常是被视为代表人物的人孤军奋战，但却缺乏奥援。在一个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的国度里，“新左派”和自由主义学者争论双方常常偏离当下中国需要解决的紧要问题与真正应该批判的批判对像，而就一些抽象的观点、学说争论不已，这除了模糊人们的视线之外，充其量表示了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在社会急剧商品化过程中不甘于被迅速边缘化的一种缺乏力度的抗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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