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得与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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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动用从宣传机器到安全部的所有专政手段，严厉打击不顺从当局管束的批评腐败者。各地政府更是把有点正义感的记者视为大敌，采用各种手段防堵他们对腐败现象的揭露，以致于一些地方官员提出了这样的工作口号，“防火防盗防记者”；在如此严厉的管制下，新闻工作者不敢理直气壮地讲自己是人民的喉舌，而只能充当“党的喉舌”，结果时下在新闻业界内外出现了一首流传甚广的顺口溜：“舆论监督是条狗，天天蹲在‘长’门口，‘长’叫咬谁就咬谁，叫咬几口咬几口”（这里的“长”是指长官）。[36] 第二，农业经济陷入破产半破产境地[37]，大量无地农民涌入城市，附着在城市边缘，成为犯罪群体的后备军。中国每年都有5,000多万流向沿海大中城市的民工潮[38]，他们当中不少人在大城市找不到工作，结果走上了犯罪道路。比如2000年夏轰动中国的张君凶杀集团一案，其参与者基本上出身于多子女贫困农民家庭，没受过教育，也未受过任何技能训练，在城市里根本找不到工作，最后只好挺而走险，以抢劫杀人为业。[39] 《南方周末》就是因为发表了“张君案件反思”与“张君案件再反思”，指出只要产生张君的社会土壤还存在，就会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新的“张君”，成为社会毒瘤，因而被当局指为否定了湖南省政府改革20多年来为湖南人民所作的巨大贡献而遭到整肃。 第三，地下经济勃兴，黑社会组织泛滥成灾，并与政府官员合流。从各种调查材料与已破大案来看，这些黑社会组织之所以能在短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并在社会上呼风唤雨，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早已与当地的政要们──首先是公安部门的官员沆瀣一气，形成了一种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关系。与西方的黑社会组织相比，中国的“黑白合流”还有个特点：西方黑社会组织结纳的主要是警察及司法部门，而中国黑社会组织的触角更深，不少干部都成了黑社会组织的有力靠山，部份黑社会组织头目还具有各种官方身份，戴上了“红帽子”。例如，浙江温岭市的张畏除了黑社会老大的身份外，还具有跨省份的8个其他身份：包括湖北省宜都市政协副主席、随州市青联委员、浙江某报社名誉社长、随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等4个官方头衔。牵涉到张畏一案中的67名党政要员，包括市长、公安局长及党政干部42人、司法干部15人、金融机构干部10人。张宅门前挂着“温岭市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的铜匾，故当地人称张畏领导的黑社会组织为“红色黑帮”。[40] 2000年处决的吉林最大的黑社会组织的头目梁旭东[41]、辽宁黑白两道声名显赫的黑帮头子刘涌[42]、广西百色黑帮头子周寿南[43]，情况也与张畏相似。所有这些披露的材料明白无误地显示，正是在这些官员的关系网强有力的保护下，这些黑帮才得以在各地发展成为一种呼风唤雨的社会另类权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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