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得与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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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改革方略 中国的改革可说是危机推进型改革。尽管当时毛的专制已将中国推入危机的深渊，但习惯于宣称自己的制度是世界上最优秀制度的中共领导层并无远见卓识。邓小平支持改革的动机只是为了化解社会经济危机，而不是要改革社会制度。这种改革动机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革类似。100多年前晚清洋务派的改革方略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时洋务派官僚们认为，西方文明的可取之处只是技术层面的军事工业，中华帝国的文物典章即社会制度则为西方所望尘莫及。 号称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80年代初其实并未形成清晰的改革方略，可被称为“改革思路”的只不过是“开放以引进先进技术”。赵紫阳曾经主持研究过政治改革，中共“十三大”报告也提出了一些设想，但随着赵的失势，这些设想被完全束之高阁，从此领导人绝口不提。被奉为改革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其核心无非是把毛的“公有经济加极权政治”（即毛宣称的“马克思加秦始皇”）中的公有经济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而政治形态则仍然是极权政治──不过，中共考虑到以往的意识形态教育与大肆宣传已把“资本主义”这个词在中国变得臭不可闻，为了便宜行事，让公众在观念情感上能够接受，便用“市场经济”这个词代替了“资本主义经济”──这种“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的新组合，与毛建立的意识形态体系有着无法克服的内在对立。这既是邓小平时代各种社会矛盾的根源，也为后邓时代留下了无穷的麻烦。近几年江泽民等领导人试图弥缝这一内在矛盾，于2000年提出了“三个代表的理论”[3]，在2001年又发表了“让私营企业主入党”的“七一讲话”[4]，无非是要克服这一内在矛盾，为政治利益集团与经济利益集团的结合提供意识形态依据。 曾让毛后的几任中国领导人歆羡不已的“东亚龙”模式是“市场经济加威权政治”，但其专制程度远比不上中国的极权政治，因为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存在着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权力于一身的永久执政的党政一统结构。中国的“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并不只是中共领导人的个人偏好，而是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天性所使然。邓小平从来就没打算放弃毛建立的专制权力；他天生没有理论兴趣，也不想认真解决经济改革与毛意识形态之间日益扩大的内在分裂。他只是凭借自己的政治权威选择了两个极其短视的方法：一是采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说，并用哲学外衣将其包裹起来；二是发出一个他自鸣得意的思想禁制令──“不争论”，以为如此就可永远回避这一矛盾。这两条与他的“猫”、“摸”二说相结合，就构成了“邓小平理论”。[5] 这个没有理论的“邓小平理论”被中国民间谑称为“一块石头两只猫，三条鱼与四只鸡”。[6] 邓小平将“实践”奉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固然避免了经济行为与意识形态的公开分裂，却由此而腐蚀了官方意识形态立身的基础──真诚。他的“不争论说”又进一步导致了“说一套做一套”的表里不一，极大地败坏了社会风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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