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得与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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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持“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的社会政治结构，当局将西方民主制度以及与此互为表里的民主自由观念视为洪水猛兽。“六四”后中共痛定思痛，把事件的根源归罪于西方民主思潮，并由此确定了全力镇压民主要求和丑化民主制度的战略。整个90年代，从小学到大学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教育一直在为这一战略服务，从小学3年级开始学生就必须背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领导下进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苏联东欧转型中的经济困难和社会危机被政府的宣传机器成倍地放大，海外民运内部的分裂和丑闻更是让他们如获至宝。通过持之以恒的意识形态教育，“民主”在中国早被弄得面目全非；一谈起“民主”，不少人就想到“民主集中制”下的“少数服从多数”和“当官要为民作主”，或是把民主政治等同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群众运动，而这种“文革”式“民主形式”很容易让民众产生“民主”与“动乱”相关的联想，从而赞同当局的口号──为了“生存权”宁可不要“民主”。 80年代中国的许多知识精英追求民主，与当时市场化程度不够高、利益集团化的趋势不明显有关。而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进一步市场化，经济学界、法学界等可与市场化相结合的专业精英已逐步与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相结合，大学等事业单位也可凭借垄断地位轻而易举地将自己拥有的教育资源转化为金钱，如出卖博士硕士文凭等。在利益驱动下，不少知识精英也认为这种“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有其独特优势，认同了当局宣传的“只有经济发展是硬道理”。 在这种改革方略指导下的中国“改革”，其指向只能是通过发展经济来巩固现有的政治权力。这种不触动社会权力结构的“跛足改革”，决定了中国最开始市场化的不是别的任何资源，而是政治权力；也决定了中国当代社会精英中的大多数只可能以“血缘继承”的方式从改革前的旧精英转化而来，或通过权钱交易而产生。这种利益转移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可以说，“权力市场化”是改变中国财富分配格局的起始点，也是理解中国改革的一把钥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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