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得与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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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是邓小平家族大张旗鼓地下海经商为寻租活动开了先河。邓在世时，指责他放纵权力进入市场(即其子女下海经商)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一些人认为，邓的家庭观念很强，因“文革”时期子女遭受了许多痛苦，出于补偿心理，对子女下海经商并不约束。于是上行下效，造成了腐败之风蔓延。有人据此把邓的个人选择视为腐败盛行的主要原因：“在体制缺陷已经成形之后，体制缺陷是造成腐败的主要原因。但是，在产生这个缺陷之前，在最初的决策者作出最原始决策的时候，人的因素，决策者的一念之差，却对将来是否产生体制化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8] 这种说法认为，中国现存体制的缺陷产生于改革时期的初始政策选择，实在是对共产党政治体制的本质缺乏了解。 中国走上目前这种改革路径有其深层制度根源，因为这种改革路径最容易完成权力和利益的代际传递。[9] 中共自掌权以来就不断鼓吹“接班人”说，其内核就是要承认政治高层的子女们与生俱来就享有继承父辈垄断性权力的特权。这一说法体现了位于中国政治制度核心的权力传承机制。在这一机制中，上一代领导人的政治权力虽然不便象北韩的金日成父子那样通过“父传子继”的方式直接继承，但其子女除了有优先获得政治高位的特权之外，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传继父辈的权力，而作为赎买政治继承权的最佳补偿物的经济资源就必然成为首选}。中国政治上层从未有人真正反对过这种权力(利益)继承方式，而且实际上向来互为同僚的子女亲属大开此方便之门。[10] 既然上层的权力可以如此继承，中下层干部自然乐于群起仿效，最终结果必然是腐败泛滥成灾，导致政府高度软政权化。这种把控制国家机器和垄断性资源之权力私相授受的权力传承机制，实际上就是今日中国的腐败在现行体制下无法清除的制度性根源。 中国目前无法克服腐败，还因为腐败已成了维系中共统治生命的重要凝聚力。邓小平将意识形态空壳化的结果本身就蕴含着内在危机，但这种危机在80年代及90年代上半期有经济利益作为替代品时还未曾显山露水。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当局既无法为社会各阶层源源不断地提供利益，又没有意识形态去整合执政集团成员，那就只能依靠传统的政治控制手段，即依靠政治高压(包括日益广泛地借助安全部门的特务监控）[11]及对社会舆论的高度管制来加强社会控制[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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