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得与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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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政府如只能借助政治高压来稳定社会，就必须给官员们足够的利益，以换取他们对专制政府的效忠。而要直接给予庞大的官员队伍以经济利益，已颇感困难的中央财政将不堪重负。所以\仿宋体{当局表面上并未直接给其官员们太多利益，官员们的工资并不比普通职工高多少，他们可获得的大量利益除了附着于职务上的各种“待遇”之外，主要是通过权力来攫取，如贪污受贿，此外还有介于合法、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中国的当代政治还有一大发明，即政府部门利用权力“创收”，如此则集体性腐败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政治机器运转的“润滑油”}。 目前中共高层之所以还在打击腐败，并不是真要杜绝腐败之根源，他们一方面是借遏制腐败安抚民心，但更主要地是担心腐败会导致高度软政权化。因为在高度软政权化的状态下，各级政府部门将无力实施高层制定的各项政策，各级官员牟取利益之举往往是以损害政府政策与国家法律为前提的，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国将不国、党将不党，与黑社会组织的行为方式无异。而历史经验证明，没有一个高度腐败、只照顾少数特权阶层利益的政权能长久维持下去。 4. 改革策略 改革策略是改革理论的产物。如前所述，中国事实上没有称得上理论的改革思想。邓小平实际上是一个不事设计的“总设计师”，以“猫论”与“摸论”鼓励国家机会主义盛行。“猫论”与“摸论”是为了对抗当时党内高层的教条主义者而提出的“理论”。这种“理论”对消解“两个凡是”之类的教条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后来用作制定各种改革政策的理论指导，实际后果就是导致国家机会主义泛滥。一个政府在有关国家发展的施政方针上过度地不讲原则，只是根据当时的短期利益不计后果地作出权宜之择，会留下相当多的后遗症。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造成政策的摇摆不定、朝令夕改，让公众对政府政策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比如广东等地流传的一句“致富经验”就是：“凡是政府让做的事情，千万不要去做；凡是政府不让做的事情，就要赶快去做”。1989年以后的最初一两年，执政集团要扭转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打击私营经济，曾重新强调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强行收回大量原先发给私人企业的贷款，其后果是使一批小企业破产，使国有企业失去了一些客户与供应商，使一批民众失去了工作机会。但到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又再次肯定私有经济的作用。对私有经济这种拉锯式的“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过程造成的负面影响极大，私营业主对政府的政策缺乏信任，90年代的资本大量外逃[13]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政策的摇摆不定导致中央政府必须不断地制定各种新政策，而在软政权化状态下的各级政府官员却不断利用一个又一个新政策出台的机会，前赴后继地推进着中国大面积的贪污腐败与黑社会化的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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