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经济思想研究（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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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食禄者和地主与民争利，受害者自然是“民”，这里董仲舒主要是指遭受土地兼并之害的农村贫民。有权、有势、有钱者凭借富有的资财和权力地位，“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老百姓没有力量与他们竞争，而争利者们又“务此而亡已”，其结果必然是“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穷”（《董仲舒传》）。他尖锐地指出土地兼并的结果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上》）。两极分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极愁苦，穷极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此民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董仲舒传》）。董仲舒描写当时无以聊生的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汉书·食货志上》）。老百姓的谋生之路已经由于被争而受到了严重侵害。 （三）反对“与民争利”的道德依据 董仲舒虽然大胆而真实地揭示了农民的贫困状况，并指出其直接的原因是封建国家、食禄者和地主所共同进行的“与民争利”。但他反对“与民争利”的根本着眼点却不在这里。他主要不是从经济的角度，而是从伦理的角度，来论证与民争利对封建（儒家）伦理规范的巨大危害性。正是基于这样一种道德认识，他才把这一主张作为其经济政策思想的最高道德准则。这个准则体现的是仁和义的要求，而不是富民的思想。 第一，“与民争利”损害了“义”。 董仲舒在义利关系问题上总的倾向是重义轻利的，而且“义”首先是对人君和统治集团人们的要求，“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董仲舒传》）。而现在国家和食禄之君子们赤裸裸地与民争利，不就明目张胆地损害了“义”吗？在董仲舒去世后二十余年举行的盐铁会议上，文学贤良等儒生们继承他的观点也说：“食禄之君违于义而竞于利。”（《盐铁论·错币》）把二者对举，可见“竞于利”就必然“违于义”。 反对食禄之君背义争利本是儒家的传统思想。不过在先秦时期的“与民争利”还没有演变成为象西汉中期那样，以土地兼并为特点而遍布各个经济领域。孔子曾经听说臧文仲之妾织蒲，就指责这是一种不“仁”的行为，之所以不“仁”，就是因为其夺民之业、与民争利。而董仲舒也举了一个与这故事完全表达同一思想的例子：鲁国宰相公仪休回到家里看见妻子织帛，就气愤地把妻子赶出门去；吃饭时有葵菜，又气愤地把家里种的葵菜全拔掉了。公仪休认为自己已经吃了国家的俸禄，还同织女、菜农争利能行吗？董仲舒高度赞扬公仪休的行为合乎“义”，认为君子行仁讲义之大事，“则舍公仪休之相鲁，亡可为者矣”（《董仲舒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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