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经济思想研究（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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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自己看来，似乎已经找到了最强有力的依据，可见天意的安排是不允许占双份的，“与民争利”怎能行得通呢？董仲舒虽然从利民、从义、从等级等方面谈了那么多理由，但“与民争利”这种占双份行为的不可行最终还是被他归结到是因为“天不重与”。而他不可能意识到，他把客观存在的“天”说成是有意志的，物质之天便转化为精神之天。他从寻找客观依据出发，本意是寄希望于“唯物”地说明问题，而最后却陷入了唯心主义谬说的泥潭。 （四）主张“不与民争利”的仁政 董仲舒充分论证“与民争利”在经济上和伦理上的种种弊端，从而确立了“不与民争利”这样一条道德准则。于是他就用这条准则来检验一切有关的经济活动，并提出自己的一套经济政策主张。 第一,“盐铁皆归于民”。 针对国家的经济活动，董仲舒根据“不与民争利”的道德准则，首先提出国家必须脱离直接经营的工商业活动，不应“颛（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汉书·食货志上》）。他认为国家直接从事这样一些最易赢利的工商业活动，既违背了“义”、违背了“礼”，又侵害了人民的谋生之路，因此提出“盐铁皆归于民”（《 汉书·食货志上》）的政策主张。 第二，“薄赋敛，省徭役”。 董仲舒认为，封建国家繁重的赋税徭役负担使人民无法忍受，这是违背以“义”化民的伦理主张的，并且还会逼使老百姓做出背义、犯礼的行为。他称赞“古者税民不过十一，其求易供；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而汉继秦之后“循而未改”的制度是力役之征“三十倍于古”，各种征税“二十倍于古”（《 汉书·食货志上》）。他批评秦汉时期的苛政“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董仲舒传》）。 由此可以看出，董仲舒不仅看到了繁重的赋税徭役给老百姓造成的贫困，而且清楚地认识到国家财政与生产活动之间此消彼长的密切关系，从而阐述了过重的赋役“夺民财“、“夺民时”、“夺民力”（《五行相胜》）而最后导致影响耕织之业的连锁反应过程。他阐发《春秋》大义说：“春秋之法，凶年不修旧，意在无苦民尔”（《竹林》）。从维护伦理规范、减轻人民负担和发展生产的角度出发，他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仁政主张：“劝农事，无夺民时，使民岁不过三日，行十一之税”（《五行顺逆》），“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 汉书·食货志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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