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经济思想研究（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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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董仲舒的伦理经济思想中，义和利是辩证地结合在一起的。义重于利，说明义是儒学的最高文化精神。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讲，义是人类文明的一大精神财富，它本身具有内在的重于利的价值。有的论者从哲学基本问题的角度，论证董仲舒以至整个儒家的义利思想是唯心主义的，从而予以批判否定。这种做法是不科学的。正如北京大学张岱年先生所说：“在伦理学领域内，仅仅肯定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础，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肯定精神生活具有高于物质生活的价值。”［9］董仲舒正是充分地肯定了“义”具有高于“利”的价值。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人，有无“义”这种文化精神和精神财富，是根本不一样的。如果人类社会中没有良心友爱之仁，没有克己奉公之义，没有制度规矩之礼，没有明辨是非之智，没有遵守诺言之信，总之，没有这些广泛的“义”，那么在于社会国家将不能长治久安，在于个人将不能自存。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真正到了这种地步，那么与其“由其道而胜，不如由其道而败”（《俞序》），与其“生以辱，不如死以荣”（《竹林》）。正是明白了这样一些深刻的道理，所以董仲舒才毫不含糊地断定：义“大于利而厚于财也”（《生之养重于义》）。 既然义如此重于利，那为什么人们会“亡义而徇利，去理而走邪”呢？董仲舒认为这并非一概是不忠，“则其智之所不能明也”，“民之皆趋利而不趋义也，固其所暗也”。义为大，利为小，而对普通人来说，“小者易知也，其于大者难见也”。正是这样才需要教化，所以“圣人事明义，以炤耀其所暗”（《生之养重于义》）。 适应于封建统治势力的需要和历史发展的趋势，也是由于孔、孟尤其是董仲舒、贤良文学等汉儒的理论贡献，重义轻利论在西汉中后期遂形成为封建正统经济思想的“三大教条”之一［10］。尽管在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这一教条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了一定的消极作用，但其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也是不能否定的。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尤其是经历了近代史上的无数患难，仍然坚强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有它自己的优势。中华民族崇高的精神、优良的品质和道德思想，顽强的生存和斗争意志以及热爱和平、爱国主义传统等，事实上都是源于儒家的“义”这一伟大的文化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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