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经营目标偏离的行为经济学解释——对近代民生公司的实证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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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外旧约章》第一册，P.616。 [2] 这种垄断不是完全市场竞争的产物，而在某种程度上可看作是侵略的副产物；至于“饱和”，卢作孚说道：“在扬子江上初有航业的时候，航业是最时髦的事业……所以行业以极短时间发展到极盛，而且发展到过盛。……大多数限于船本全折……中国籍轮船公司非常危险”（卢作孚，1934，“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 [3] 卢作孚，1934，“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公司”。 [4]在不到20年的时间中，发展到共有江海轮148艘，吨位6万多吨；资本增长到上亿元；职工由十几人增长到8000多人；航线从嘉陵江延伸到整个长江，进而向海洋发展，开辟了南北洋航线。同时民生公司还在长江全线和沿海港口及香港设立了分支机构，在国外的河内、纽约、魁北克等地设立了办事处。它在资金、纯益、人数、船舶艘数、船舶吨位数以及航线的延伸方面，都遥遥领先于其它航运公司，成为中国航运界名副其实的龙头企业。(聂宝章，1983) [5] 一个推论是：意识形态可以等同于博弈中的“共同知识”，或者至少是“共同信仰”。 [6] 这是行为经济学“social preference”模型的一种特殊情况。更一般的模型及实验验证见 Rabin，1996。 [7] Ui为各主体的广义经济利益，Πi1是在没有特殊意识形态影响时各主体的经济利益。 [8] 这一部分利益可能代表这一人群的整体利益，区别于Πi1。 [9] Rabin&Donoghue,2000 [10] 也可以说是缩小（或扩大）了决策者的战略空间。 [11] 这里当然不包括在外国侵略中国活动中既得利益的中国人，比如买办阶层和一大部分的官僚阶层。实际上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是爱国的这一点很难说，但我们根据Bayesian law可以相信，爱国者的比例是很大的（一个估计是：如果爱国者比例太小，中国至今也不可能独立）。 [12] 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P1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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