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需要做出跨时决策的经济主体来说,影响其行为的重要因素是其V-N-M函数。我们以风险厌恶者为例来说明意识形态对各经济利益主体预期效用函数的影响:假定一个原没有受特殊时期特殊意识形态影响的风险厌恶者受到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使他产生某种信仰:在客观概率(Object Probability)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他对某个预期(Expectation)的主观概率(Subject Probability)大大提高了[9]。相对于原来的他,他现在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风险偏好者,甘愿冒风险把自己的一切投入有可能是风险极大的一项“买卖”。 H3 意识形态与经济决策主体之间的互动 H1和H2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利益主体的经济行为:在单人决策的情况下,它可能会使各经济利益主体产生某些“反常”行为,如消费者的消费选择和企业的投资选择可能会偏离通常的最大化目标;在多人交互决策的情况下,由于共同Πi2的存在可能会减小(或扩大)交易各方的机会主义倾向[10],同时预期效用函数的改变可能会减小(或扩大)主观不确定性(Subject Uncertainty),进而节约(或增加)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最后,同样是由于意识形态影响了个人的预期,可能由此催生某些具有特殊品质的人(如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 H4 近代中国爱国主义意识形态 根据H1~H3以及中国近代的实际情况,这里提出关于近代中国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假说。我把这一特殊意识形态的时间维度定为1919~1945,空间维度定为整个中华民族[11]。并且,我们把讨论仅局限在经济领域,也就是说只讨论这种意识形态在经济方面的内容而忽略它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含义。这种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定义为如下共识(H4-1,4-2): H4-1 共同信仰:微观经济主体以很大的主观概率相信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最终能够取得独立并发展壮大——如果多数人都为此努力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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