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粮食流通政策切入点的转移

现实国情决定了粮食安全问题在我国突出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粮食流通体制虽屡经变迁，但粮食安全始终是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90年代后，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提高农民收入也开始成为粮食流通体制的政策制定者同样关注的焦点。回顾改革开放后粮食流通体制的沿革，笔者认为，从价格双轨制到保护价，政策始终以粮食市场的需求方为切入点，对供给者——农民施加间接的影响；而当前“两放开一调整”的政策切入点终于直接指向了供给方，这一变化代表了粮食流通体制发展的新方向，在新中国粮食流通制度史上将具有重要意义。

一、价格双轨制时期的粮食流通体制

改革开放后，我国在粮食流通领域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主要表现在：改变由国家按规定价格“统购”一切商品粮的做法，减少国家收购的比例，允许农民在自由市场上出售剩余粮食，国家收购和自由市场的双轨价格体制由此形成；破除“统销”，取消对市民的口粮定量供给办法，改固定价格为随行就市。但是，当粮食安全问题紧张时，受长期以来统购统销制度的影响（这种制度下政府控制了市场需求方的全部力量，以规定收购量的方式保证粮食产量安全），政府仍然习惯于从需求方面对粮食生产施加影响：通过提高收购价格、增加收购数量间接地刺激农民增加粮食供给。

政府的这一行为和价格的双轨体制共同造成了一个突出的问题：国家政策和粮食生产陷入循环。由于此时有相当一部分粮食国家不再收购而要靠农民在粮食自由市场卖出，所以在粮食产量下滑、政府采取提价和增量措施后，粮食大幅增产，供求矛盾缓解，农民往往随之遭遇在粮食自由市场上的卖粮难，市场粮价下跌；这样，国家以较高价购入的粮食就无法售出，造成国有粮食企业亏损和政府财政补贴增加，迫使国家重新下调粮食收购价格。这样，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受挫，新一轮的粮食产量下降就会出现，粮食安全再次受到威胁。从历史数据可以看出，1978年以来每隔几年就会出现一轮国家粮食收购实际价格下降，进而导致粮食总产量下降（1985、1988、1990-1992、1996-1997年）；下降后紧接着又是收购实际价格的上涨，并导致总产量的提高。循环的特点十分明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