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死了，启蒙万岁＊—评汪晖关于“中国问题”的叙说[1]
发布时间： 2003-12-21 作者：汪丁丁
一、引言
汪晖对”中国问题”的反思是全面的和发人深省的。所谓”中国问题”，可以理解为现代性在中国境况中的问题。这一问题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展开而生长出来并且变得日益迫切［1］。确实，经济学家们对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普遍生长着的腐败几乎无法作出理论上的回答。但个中原因很复杂，当经济学家对腐败三缄其口的时候，他未必就真的参与了”权力寻租过程”并从中获取好处，他也未必就真的以为”腐败是市场导向的体制改革所必须接受的润滑剂”。一个更可能的理由，是经济学理论”不习惯处理腐败问题”。经济学来自西方，而西方社会原本少见马克思所说的”东方式的腐败”。诺斯（D。North）说，只当政治规则确立之后，才有经济游戏（经济资源的配置过程）。他的意思是，有什么样的政治规则，就有什么样的经济游戏［2］。最后，即便西方社会存在着腐败现象，即便西方社会科学需要处理腐败问题，特别是制度腐败的问题（引发了例如奥尔森这样的政治学家的”革命理论”），在经济学理性主义运动进入晚期的今天［3］，主流经济学的数理形态的”先验思考”方式也早已无力提供社会腐败的经济分析了。
如果经济学自由主义只能这样为市场经济体制辨护，如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面对”腐败”只能消极地背过身去，那么我将真心赞同汪晖的呼吁：”……在我们的生活中弥漫着一种奇特的氛围，似乎腐败和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不过是合理的社会秩序的必要代价，‘市民社会’或市场社会能够自然地把我们带入公正、民主和幸福的时代……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这些理论家对于民族国家与大资本之间的关系保持沉默？如果历史上曾经有过，并且仍然存在着‘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话，他们就是‘庸俗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拒绝对实际的历史关系进行批判性思考，拒绝从当今世界的变化中理解自己的社会。但是，特定的社会姿态本身的含义也会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昨日是批判的斗士，今天也可能正是新秩序的辨护士。我们是否需要扪心自问：我们真的甘愿如此吗”［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