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全力引进外资探析加入经济全球化的国内体制根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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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中国经济再次出现高速增长。邓小平南巡扫除了发展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障碍，激发了全国各地发展经济的空前热情。投资拉动是此次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因，中央银行大幅度放松银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由原计划的12.6%提高至68.2%。但实际上由于席卷全国的开发区热使得土地和房地产投机有暴利可图，大量的银行贷款被投进了房地产的开发，甚至不少工业企业将生产性贷款拿去做房地产和股票的投机。房地产热带动了钢材、水泥等建材行业的兴旺和部分社会就业，这些投资相当一部分又转化为消费，经济因此再次出现空前的繁荣景象。 由于国企改革始终解决不了其内在运行机制上的缺陷，国有企业缺乏在市场竞争中，特别是缺乏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如八十年代末需求相对不足引起的市场萧条）进行调整、改造和技术创新的动力，其开工不足、生产能力闲置、效率低下的问题必须依赖消费的膨胀来解决。而1992－93年投资引发的社会消费的激增，又提供了一次可以趁机提价和恢复满负荷生产能力的机会，提价形成的毛利又有一部分转化为企业的消费基金（包括销售费用的膨胀和奖金、福利的发放），因而企业的销售利润率和资产收益率仍然很低。这就造成了国有企业对外部需求膨胀的过度依赖，刺激了企业在繁荣期过于旺盛的投资需求，必然造成生产能力的再度过剩。在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新形势下，市场需求相对于生产能力而言的不足，开始反逼企业削减工资和福利，导致消费萎缩，企业重新面临开工不足和亏损。由于投资低效和萧条时的企业亏损，累积成巨大的银行呆坏帐，足以威胁到国家金融运行的安全，国有企业普遍的高福利再不可能维持下去。因此不是建立在效率提高基础上的消费膨胀从此消失，虽然1997年固定资产投资仍高达33.8％，下岗、失业带来的就业压力已大大地抑制了居民消费预期，经济难以再现两位数的高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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