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全力引进外资探析加入经济全球化的国内体制根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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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财政困乏、银行巨额坏帐，不可能再无限制地提供金融支持的情况下，国有企业从1995年开始进入倒闭、破产的高潮。大批工人的下岗失业使得工资刚性不复存在，收入预期下降，购买力明显萎缩。随着短缺经济的结束、产品全面的供过于求，和其后的通货紧缩，企业投资意愿不足，投资能力下降。一方面，差的企业由于求贷条件遭到银行否决而无法继续投资；另一方面，好的企业因项目选择和市场前景不易把握而十分谨慎，有些企业干脆将利润存入银行坐收利息，或将富余的资金通过银行转贷给资金短缺的企业，银行则收取手续费，不承担任何风险。但是，即便好企业通过种种方式力图回避竞争和经营风险，生产性资金向金融机构回流不仅提高了银行的负债水平，而且没有用于生产增值、技术进步和增加就业，致使企业停留在简单再生产的状态，这样的企业同样无法应对国际竞争。企业投资能力的下降还受到另一个重要因素的影响：国内信用的严重倒退。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在法律和商业伦理的规制下建立起来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信用的建立实际上是法律和商业伦理的重建。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和行政主管部门存在着利益共生关系，党政领导司法的政府体制在行政分权下，加强了地方政府对其管辖范围内政治经济资源的控制力，通过干预司法对本地企业实行偏袒式保护，有利于地方实用主义的短期经济目标。司法屈从于行政意志，损害了法律的公正，导致地区间在处理经济合同争议上相互采取司法报复，并误导企业千方百计寻求本地行政司法部门的袒护。在这样的司法、执法体制下，合同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得不到法律的有力保障，迫使企业交易方式趋于原始化，这对于资金普遍短缺的国内企业来说，无异于提高了交易成本，降低了企业间交易需求，使国内市场出现萎缩。合同失效和大量的假冒伪劣造成国内商业信用极其低下，严重冲击了市场竞争秩序，使得投机取巧、恶意钻营成为企业行为的“典范”，从而大大恶化了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抑制了企业正常的投资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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