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全力引进外资探析加入经济全球化的国内体制根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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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信用失效在自营进口贸易的国内交货环节上（即国内贸易部分）同样得到反映，迫使企业纷纷转向风险小得多的出口贸易，这是中国近十年来出口和贸易顺差迅猛增长的一个特殊原因。一哄而起的出口在全国外贸系统推行的承包制的激励下，演化为恶性的内部竞争。单价暴跌、数量猛增，不仅无出口的效益可言，而且在国际上遭到层出不穷的反倾销报复。受到一般贸易出口拉动的国内生产企业因出口的低价制约，也难以增加利润。因此，中国的出口实则为“创汇规模不断扩大的简单再生产”。出口依存度居大国之首，出口的商品结构和质量档次，使中国的出口越来越受到国际市场风险的影响和制约，粗放型的出口将面临增长极限的挑战。 规模增长但效益低下的出口可以增加国家的总产出，却对就业增长作用甚微，这与国内投资的低效所造成的就业增长低如出一辙。胡鞍钢的研究表明：中国产出增长的就业弹性呈不断下降之势。八十年代，就业弹性为0.32，而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就业弹性已降至0.14，1999年，就业弹性更降至0.05［15］，产出增长已难以有效地增加社会就业。九十年代以来，权力广泛介入下的中国市场经济，使企业商业伦理的扭曲与信用的失效以及腐败交互作用、彼此加强，导致个人和企业投资行为的短期化、求稳化。不少企业遂无意于下大力气改进技术和管理，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而是竞相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投机钻营获取短期利益。猖獗的腐败加剧了国有企业的衰败，令其更无力与外资角逐。个人投资者则宁可选择投资风险较大、但交易体系电子化的股票、债券，也不愿意投资实业，去直接面对腐败的社会政治环境，从而使社会资金越来越多地进入证券市场，使实业投资失血严重。实业投资的衰落从任何意义上讲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直接危害到社会就业和国家产业根基。大量失业和腐败加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造成购买力下降和相应的国内消费的萎缩，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从而降低了投资和收入预期，改变了人们对国家未来发展前景的预期。日益猖獗的腐败为国法和道义所不容，腐败分子遂将资产向境外转移。私营企业同样畏惧社会动荡的前景，也不作长期打算，尽量短期内大赚一把，同时悄悄地向外转移资产，资本外逃日趋严重。政府投资在设租、寻租的环境下效率极为低下，导致市场和政府的同步失灵，始终无法有效地启动民间投资［16］，以产生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从而令中央政府刺激内需的种种努力收效甚微。中央政府财力的不足和权力的下放，削弱了进行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能力，逐步丧失了社会公众对深化国家政治经济改革的政治支持。中国虽然拥有庞大的国民储蓄、银行存贷差和贸易顺差，但这一制度环境造成了国内资源配置的极端低效，迫使国民经济对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形成了越来越深的依赖。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同步发生，远远超出了国家运用现有体制手段重振经济的能力，而不进行坚决彻底的改革，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和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就无法建立，就无法为任何企业提供较为可靠的长期投资的市场预期，从而无法动员起一切内需潜力支持中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此外，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德、日等后起国家成为世界强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本国产业发展优先于市场? 牛懦潭人姹竟档某沙ざ忧俊Ｒ殉晌澜缇们抗纳鲜鋈裎梗隹谝来娑却笤荚?0％左右，反衬出其国强民富，内需巨大。中国的经济潜力和有关国际经验均表明，实现国家富强的最根本出发点在于迅速提高中国民族工业的技术实力和整体的国际竞争力，为此必须对症下药着力改革现存体制。由于改革者自身的局限性和强大的体制障碍，重塑经济信用和商业伦理，重建市场秩序，统一国内市场，恢复公众和投资者信心，以激活国内经济活力和内需潜能，所必须进行的分权体制、政治－法律体制和分配体制等触及当前经济困难的根源的深层次改革，所面临的阻力和风险相当大。而在当前的内外挑战和诸多压力下，经济增长一刻也不能减慢，否则将产生难以预料的政治经济后果，于是对更大规模的开放市场、引进外资寄予厚望。西方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蓄意推销的全球化福音成为国际主流经济思想，也影响到中国的经济理论界和决策部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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